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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心，說：即使你不嫌棄，你的父母也會有看法。小夥子說，他的父母都是通情達理的人，一向主張婚姻自主，不會有什麼看法；即使萬一有，他也一定能夠頂住。

如果說這個世界上有什麼最偉大，那就屬無私的母愛。我母親與那個小夥子彼此愛慕，如果跟他走，我母親肯定會得到更多的疼愛和關心；這個小夥子與我母親年紀相仿，跟他走意味著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尤其是這個小夥子家境不錯、父母又通情達理，跟他走意味著我母親有機會脫離貧困的煎熬和祖母的虐待。然而我的母親思慮再三，看到尚在襁褓中的孩子，總是想讓她有一個正常的家，有自己的親生父親。所以，我的母親，這位偉大無私的母親，選擇了為了孩子而寧願自己受苦的道路，毅然決然地拒絕了那個小夥子的求婚。

那個小夥子在遭到母親的拒絕後，仍然不死心，依舊天天來幫母親幹活，軟磨硬泡，期待我的母親回心轉意，但遭到了她一次次的拒絕。然而沒有不透風的牆，特別是在人來人往的工地上。很快單位領導發現了苗頭，為了防止出事，趕緊把那個學習班搬到別處去了。小夥子臨走的那一天來向母親告別，母親沒敢讓他進屋，兩人就站在門口，他抱了抱我的姐姐，在把姐姐交給母親的時候，輕輕碰了一下母親的手，跟母親道了一聲珍重就走了。這就是他們之間最親密的一次接觸。母親抱著姐姐，一直目送他們的汽車到看不見，眼淚奪眶而出。後來還不到一個月，那個小夥子就自己調離了鐵Z局，我的母親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瘋狂國度（1966～1971）　十六、徹底的無產者

因為我的母親是農村戶口，按照當時的規矩，奴隸的子女自然也是奴隸，所以我的姐姐也是農村戶口。當時，我父親由於是在“艱苦地區”，地區補貼拿得比較多，一個月工資加補貼大約是不到六十塊，按當時標準來說已經不算低了。但父親所在的鐵Z局是流動單位，而且父親經常被抽調搞工農兵文藝匯演，需要外出吃飯，無形中多了很多開銷；祖母因是地主婆，文革初期被紅衛兵強行扭送回農村，父親幫她安家欠了三百元外債，每月都需要還債；祖母回到鄭州以後，花錢依舊大手大腳，經常請人幫著寫信要錢，還時不時地發來電報，謊稱自己“病危”，實際也是要錢。我父親孝順，一接到電報就六神無主、長吁短嘆，趕緊跑回鄭州去，這麼折騰著，也花掉不少錢。此時，家裡又添了母親和姐姐這兩張吃“高價糧”的嘴，日子越來越困難了。

為了求生，我的母親只好揹著我姐姐，到工地附近的農田裡挖別人不要的、半腐爛的紅薯，或者撿別人收割時灑下的麥粒、玉米，三口人才得以勉強維持生活。運氣不好時，曾被生產隊抓住遊街示眾，但我的母親為了這個女兒，自己豁出去了，愛遊街就遊街，愛鬥爭就鬥爭；不過，有時運氣好，也遇到過好心人，偷偷塞給她一把麥子。

離父母所在的工地十來裡地有一座山，山上農民種了一片紅薯地。紅薯收割完畢以後，我母親就拿了一把鐵鍬，揹著我姐姐上山挖紅薯，每天挖不到幾個。由於山高路遠，我母親每天爬山走路，腿都腫起來了。那天我母親揹著姐姐一瘸一拐地刨紅薯時，正好有幾個農民在犁地。我姐姐當時在母親背上睡著了，母親低下頭刨一下，姐姐的頭就頓一下。那幾個農民見狀，也覺得可憐，說道：“娃兒呀，俺們可真沒想到你們當工人的還這麼困難，你那麼刨，刨一天也刨不到幾個紅薯，這樣，你跟在我們後面，翻出來的紅薯你就撿著。”母親一聽，就跟在人家後面，一天居然撿了幾十斤爛紅薯，背了十來裡地回家，還挺高興。

當時，我祖母住在鄭州黃河路一個大雜院內，大雜院有一片空地。一九六九年，有一家人來到那片空地上，用高粱杆搭了一個窩棚住下了。那家夫妻倆都是老實人，有四五個孩子，其中有一個叫小鳳。小鳳家本來是鄭州市民，但夫妻倆都沒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過活，日子本來就挺難。就這麼一家人，也沒招誰惹誰，文革初期竟被紅衛兵當作“社會寄生蟲”強行遣送到中牟縣農村。他們家在中牟縣舉目無親，根本混不下去，等風聲一鬆就又回到鄭州。回來後發現，原來的破房子卻已經被人給佔了，因為怕驚動紅衛兵也不敢強行要回來，就流落到祖母住的那個大雜院裡搭了個高粱杆窩棚。全家六七口人都睡在高粱杆上，寒來暑去一晃就是十多年，艱辛度日。改革開放以後，他們全家就在街上擺攤賣烤紅薯。到了一九九○年我父母送祖母回鄭州時，發現他們家居然已經蓋起了一棟二層小樓。小鳳家的人熱情地邀請我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