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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幾個人湊在一堆打撲克。一九七六年我父親他們出去匯演，到了附近的榆社縣革委會、還有好幾個公社，每到晚上，無一例外地看到辦公室裡燈火通明，幹部們都無一例外地在裡面打撲克，還聲稱在學習“五十四號檔案”。當時也不興賭錢，輸了的要麼鑽桌子，要麼臉上貼紙條，要麼頭頂洗臉盆。他們還在一些平原地區看到一些土堆起來的“人造梯田”，是“農業學大寨”時搞的，好好的平地，硬是勞民傷財地弄成了凸凹不平的“梯田”，這也算中國這個國家的一個特色。可以說，來勢洶洶、席捲一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了此時，的的確確成了強弩之末了。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艱難時世（1972～1976）　八、“七五·八”洪災

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是天災人禍，接連不斷。一九七五年八月發生的“七五·八”水庫垮壩事件，可以說是一次慘絕人寰的大災難。從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開始，形成於太平洋上的第三號颱風移至河南西南部淮河上游一帶。颱風帶來了超強降雨，從八月五日～八月七日的短短三天時間裡，降雨量竟然達一千六百毫米，超過了該地區年均降雨量的兩倍。

這次暴雨發生之前的幾個月，恰逢當地持續乾旱，因此當八月四日下雨時，各大小水庫都開始蓄水。由於雨量太大，水庫又只蓄水不放水，導致水位轉眼就超過了警戒線。當水庫的人們驚慌失措地去開啟洩洪閘時，卻發現鐵閘早已鏽死，無法洩洪。結果，到了八月八日凌晨，當下遊的人們還處於睡夢之中時，板橋水庫等幾十座大中型水庫相繼發生漫頂、潰堤。霎時間，滔天洪水如萬馬奔騰般傾瀉而下，幾十米高的水牆將沿途的村莊、房屋、人畜一掃而光，漯河、西平、遂平、臨泉、新蔡、汝南、平興等七個市縣被水淹達數米深，共有二十九個縣市受災，涉及一千二百萬人，造成了慘重的人員和經濟損失。垮壩後，在炸開下游蓄洪區堤壩分洪時，也因時間倉促沒有通知蓄洪區內的群眾轉移，再次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

然而，當時全國在一片“鶯歌燕舞”的形勢下，對這次特大洪災的詳細情況卻沒有給予公開報導。查詢當年的報紙，也只能發現幾段關於《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慰問河南省軍民》和《河南省軍民奮力抵抗洪水災害》之類的報導，給人的感覺是似乎那裡有水災，但沒什麼大不了的。至於死亡人數，現場慘狀，則一律絕口不提。這就是那個年代的慣例：報喜不報憂，掩蓋真相；可以對別的國家發生的災難或幸災樂禍，或慷慨解囊，獨獨見不到自己國度裡的災難。

我的大姑父作為《解放軍報》的工作人員，乘坐河南省軍區派遣的直升飛機飛到了災區上空。當時洪水已漸漸退去，飛機飛行的幾個小時之內的範圍之內，大地上所見滿目瘡痍，村莊蕩然無存；水面上漂浮著人畜的屍體，以及箱子、木板等傢什；在一窪一窪如同湖泊大的水邊上，則密密麻麻地擠滿了白花花的、淹歿者的屍體，浸泡在水裡；那些露出水面的大樹上，全都爬滿了綠頭蒼蠅，黑壓壓的，把樹枝都壓彎了。

如今，“七五·八”事件已經過去了將近三十年了，究竟有多少人死於滔天的洪水，至今卻還是一個迷。民間對死亡人數的爭論從未停息，從一萬人、十萬人到三十萬人的說法都有，彼此誰也說服不了誰。因為，從來沒有什麼官方機構，去認真地調查一下當時究竟死了多少人。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艱難時世（1972～1976）　九、公物還家

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伴隨著對政權的厭惡和失望，鐵Z局的工人階級已經不再那麼大公無私了。那時，車間裡偶爾也有人忙碌，但大家都不是在忙公家的活，而是在忙著給自己添置家當。好在車間裡木料、鋼鐵這些東西應有盡有，於是大家每天打櫃子的打櫃子，磨菜刀的磨菜刀，做沙發的做沙發。連那些做沙發用的彈簧，都是心靈手巧的工人們自制的。

當時我到小朋友們家去玩，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大堆的齒輪、儀表等東西。當時也沒多想，現在才明白，那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把“屬於自己”的國家財產往回偷。或者自己留用，或者賣破爛掙點錢。後來才知道，這種現象在當時居然還有個專門的名詞叫“公物還家”。鐵Z局內普遍的枕木、鐵軌、各類工具就不必說了，幾乎家家都有；有幾家東西特別出奇的：有一家竟然放了好幾百個上海產的“電磁繼電器”，只是為了把它拆開拿出銅絲去賣；另一家和煤炭用的鏟子，竟然是用半厘米厚的不鏽鋼板做的，我們小孩子根本就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