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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是沒有什麼人對此感興趣的。

文革期間，鐵Z局機械廠的每個車間都有一個“紅寶臺”，毛澤東的標準像懸掛在牆上，下面是漆成紅色的木桌，桌上擺著幾本毛澤東著作。每天早晨上班，人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請示”，下午下班要“晚彙報”。有一位工友租住的房子在離縣城六七里之外的水秀公社，住的遠而天天遲到。於是，他每天都在毛澤東像下低頭認罪，口中還唸唸有詞：“毛主席，我今天遲到了，我對不起您老人家……”第二天又是他遲到了，於是又低頭認罪：“毛主席，我今天又遲到了，我對不起您老人家……”第三天還是他……到了一九七五年，“紅寶臺”還在，只是已經沒有人再去“彙報”和“請示”了。

那時還常常召開“憶苦思甜”大會，請貧下中農上臺控訴血淚史，要大家牢記階級恨、不忘血淚仇。可是鐵Z局機械廠工人大多數是東北人，解放前一般都是自耕農，家底比較殷實，貧農和當過地主長工的人並不是很多。政工人員費了好大周折，才找來了一個五十多歲、解放前當過長工的老工人周××來憶苦思甜。會前，政工人員事先已經為他編好了臺詞，還規定只許回憶解放前的苦、不許回憶“三年自然災害”的苦等等。但這位老周同志太實在是老實了，性子又特別倔強，偏要實話實說。因此，當組織者問：“地主給你吃啥？”他照實回答說：“苞米麵大茬子，有時吃粘豆包。”下面頓時有些竊竊私語，因為即便是七十年代，工人也只有苞米麵大茬子吃，粘豆包只是過年才能吃上的美味。主持人又啟發他：“地主是不是總不讓你吃飽？”老週迴答：“哪裡的話！從來都是管飽吃，不吃飽咋幹活呀。”主持人一看，連忙又問：“那地主吃啥？”老週迴答說：“地主也吃苞米麵大茬子、粘豆包，我吃啥他吃啥。”主持人覺得味兒不對了，又問：“那——地主婆吃啥？地主兒子吃啥？”問到這裡老周來了精神：“他們吃得不行，總是吃苞米粥加點鹹菜，吃不上粘豆包。”這時下面已經是一片喧譁了，主持人也覺得口裡發乾，於是問了最後一個問題：“那……。你過年吃啥？”老週迴答道：“過年能吃豬肉燉粉條，還有粘豆包。”接著，老周不等政工人員開口，又主動發揮說，東家不但一直對他好，而且還給他做媒娶了個媳婦。聽到這裡，下面的群眾早已笑得合不攏嘴了。政工人員一看，連忙訓他：“行了，行了！沒問你這個！”老週一臉疑惑，說：“不是你讓我來說的嗎？”此時，下面的群眾早已笑得肚子疼，主持人只好請老週迴到座位上，尷尬地總結說：“雖然……地主給老周吃粘豆包，還給他找媳婦，但是……這也是地主階級的陰謀詭計，是為了麻痺老周以便更好地剝削他，大家一定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千萬不要忘了階級鬥爭……現在，大會結束！”從此老周有了個綽號叫“粘豆包”，名揚全域性。

除了老周以外，鐵Z局還有一位叫王寶成的炊事員，解放前給地主餵過豬，解放後則給公家餵豬。山西的冬天很冷，王寶成看到那些剛出生的小豬娃在豬圈裡凍得瑟瑟發抖，於是生了憐憫之心，把那些豬娃抱進自己的被窩裡。這事被《鐵路工程報》的記者知道了，趕緊來採訪他。問了一些細節以後，記者還要引導他的階級情感，就問：“那以前你給地主餵豬時會不會這樣做？”王寶成說：“那當然了，地主的豬娃也怕冷。”那個記者一聽，也就不報導他了。

統治者的政治衰敗還表現在工人之間相互稱呼上。在五、六十年代，同事們總是互相稱呼“同志”，表現出一種為了某項遠大理想共同奮鬥的願望。到了七十年代，人們間私下的稱呼不知不覺地演變成了毫無任何政治意味的“師傅”。鐵Z局的工人中，再也找不出一個人，互相之間私下以“同志”相稱了。假如有誰私下稱呼別人“同志”，那麼被稱呼為“同志”的那個人不是覺得這人有毛病，就是覺得這個人準備找自己的碴。因為，那時侯假如要對誰進行批評或者組織處理時，領導總是鄭重其事地把這個人稱呼為“同志”，說“×××同志的行為是錯誤的，認識是不正確的……”

文革後期，“四人幫”大搞形式主義，號召各級幹部“白天一把鎖，晚上一盞燈”。所謂“白天一把鎖”，就是指幹部白天下基層、蹲點；所謂“晚上一盞燈”，就是幹部晚上回到辦公室，加班加點地辦公。這種貌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實際上根本就不把人當成人來看待，能做到這樣的，恐怕只有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因此，自然也不會被真正執行。當時我父親見到的幹部們，白天辦公室確實是“一把鎖”，但都在家裡呼呼睡覺；晚上也確實是“一盞燈”，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