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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職工都眾口一詞地誇我母親人品好，又能幹，強烈要求給我母親轉正。王進一聽，心裡暗暗稱奇，因為這麼多年以來，即使是考察干部時他也沒遇見過如此口碑好、上上下下都滿意的人。王進回去以後，如實向局領導做了彙報。這樣，我的母親轉正問題就一錘定音了。

這時遇到了一個難題：我母親當臨時工時就是借用別人的假戶口，真實戶口遠在千里之外的河南農村，而且因為出嫁以後十多年不回家，戶口已經被登出了。沒有城市戶口，是不能轉正當工人的。幸運的是，當時我父親在宣傳隊有個好朋友，叫吳運生，是鐵Z局公安處的政治處主任，算是個不小的官，有點面子。那時鐵Z局是個流動單位，流動到哪裡，戶口就落到哪裡；每次轉移，戶口都要遷走。戶口遷移的次數多了，難免有遷錯和漏掉的情況，好在鐵Z局單位大，級別高，一般小縣城的公安局也就通融了。鐵Z局在山西黎城縣（「注」今屬山西省長治市管轄）有個基地，其中有位工人家屬叫“段雲霞”，本人的戶口已經遷走了，但當地公安局銷戶時卻漏掉了。吳伯伯在公安系統內部工作，知道這是一個機會，於是派了局公安處的兩個同志到黎城縣啟“段雲霞”的戶口。我的父親、母親招待那兩位公安同志到家裡吃了一頓飯，當晚，兩位公安同志就開著吉普車奔赴黎城縣，兩天後就把戶口給起回來了。吳伯伯又出面找了自己的一個朋友，太谷縣公安局的一位股長李××幫忙，把“段雲霞”改成“張雲霞”，在太谷縣落了戶。落戶時李股長還納悶，說光聽說過改名的，怎麼還有改姓的？吳伯伯一笑，嘻嘻哈哈地說當時寫錯了，李股長也就沒有深究。就這麼著，我的母親在忍受了二十六年的戶口歧視之後，算是當上了城裡人。當時我已經記事了，起戶口時請客的情景，還有那兩位穿著藍色公安服的叔叔，我還依稀記得。

不過，我母親剛轉正時，引起了很多臨時工的嫉妒。當時廠裡還有不少臨時工，有些從一九五七年就開始線上材廠的前身“織籮社”幹臨時工了，二十年了還沒轉正；有些是線材廠職工的家屬，自認為更應當轉正。我母親深知自己的轉正肯定會引起他們的嫉妒，故而轉正後一點架子也不擺，對每一個人都非常的和氣，還經常不辭辛苦地替他們幹活。等我母親到了財務以後，由於廠裡經營形勢不錯，母親就在廠辦公會議上為這些臨時工說話，提出廠裡有錢了，臨時工幹活也很辛苦，最好也能享受公費醫療、勞保福利、工傷補助、副食補貼等等。當時誰都沒把臨時工的福利當成回事，我母親這麼一說，大家也都點頭稱是。經我母親的努力，線材廠的臨時工除了退休待遇這一條以外，其餘的一切待遇都和正式工一樣了。這件事以後，那些原本對我母親有意見的臨時工都非常感激我母親，把我母親看成能夠為他們說話的貼心人。

我的母親轉正以後，我們家便成了令人羨慕的“雙職工”家庭，並且家中只有兩個孩子，因此家庭條件明顯改善，在當時工人家庭中已經算好的了。母親還把我的外婆從農村接來，一是享幾天福，二是帶我和姐姐。由於鐵Z局是流動單位，職工的家屬大多是沒工作的。那時也不怎麼太提倡計劃生育，因此工人的子女也很多，有兩個孩子的都是稀罕事，有三、四個孩子很正常，最多的一個工友有十四個孩子，吃飯時全家在用枕木釘成的大桌子旁，排成兩列，像開公共食堂，他們的生活更為艱難。

大概在此前後，我們家還透過別人介紹，認識了住在農學院的唐叔叔一家。唐叔叔是四川人，學機電的，本來在南京機場任工程師，一九五七年“反右”時被打成右派，送到太谷來改造，在太谷縣農機廠當技術員。他的妻子是個好人，原先在南京一所大學教書，丈夫出事時兩人剛結婚不久，也沒有跟他劃清界限，反而跟著他來到太谷，就在山西農學院當老師。他們有二女一子，老大是女孩，叫小京，老二也是女孩，叫文文，老三是個男孩，就叫小三。當時小京已經十四五歲了，喜歡拉小提琴，透過熟人介紹找著我父親，於是兩家人便如親戚一樣來往起來。到了一九八○年，老唐落實政策，搬走了。臨走前領著老婆孩子到我們家道別，恰好我和姐姐都在農村，母親也出差去了，只有父親一個人在家。當時我父親剛買了一本《三毛流浪記》，見小三在那裡看得挺帶勁，就對他說，也沒什麼好送給你，這本書就拿著吧！小三一聽，高興得要命。他們家搬走以後，還經常來信，得知小京這孩子挺有出息，考上了大學，後來還到美國留學去了。

一九七四年，我們家原來的房東因兒子成家，下了逐客令，於是我們只好搬到了太谷縣城東關大隊。我們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