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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艱難時世（1972～1976）　十、為希望活著

儘管我們的家庭一貧如洗，甚至連個安身之所都沒有，但看著兩個孩子茁壯成長，我的父親母親卻充滿了希望。那時糧食不夠吃，我的父親母親都省下自己的口糧保證兩個孩子的發育。飢餓是如此難以忍受，以至於我的父母在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越是離家近，越是感到飢餓，經常要扶著牆才能勉強走回家。由於父母的悉心照料和為下代的無私奉獻，我和姐姐除了少數特別困難的情況外，都是又胖又壯。對，只要有希望，只要孩子在成長，一切痛苦和磨難自己都可以忍受。這就是他們那一代人思想的真實寫照。

剛到太谷時，單位也蓋了集體宿舍，但是必須要夫妻兩個都是城市戶口的才分房子。我母親是農村戶口，就只好租人家的房子住。那時對農民的戶口歧視簡直是令人髮指，不但沒有口糧供應，找不到工作，甚至連房子都分不上。本來家裡生活就困難，還要額外負擔房租。我們家最早租住的房子在太谷縣手工業管理局對面小巷裡。手工業管理局大院裡住著一對大學畢業的夫婦，男的叫劉雲龍，當時任手工業管理局副局長；女的叫王梅玉，當時任太谷縣婦聯主任。我們住的老式房子裡沒有自來水，於是我母親天天要到手工業管理局門前的公共自來水房去挑水。時間長了，經常與王梅玉打照面。按照太谷當地的風俗，女人一般是不幹挑水這樣的重活的。當時我的母親年輕漂亮，但衣著破舊，王梅玉與我母親打照面次數多了，便產生了好奇心。於是她向周圍人打聽，瞭解到我的母親沒有工作，家裡十分困難。

王梅玉夫婦當時有兩個孩子，一個叫剛剛，一個叫強強。由於王梅玉夫婦都有工作，孩子放在家裡沒人管，經常生病。於是有一天，王梅玉在我母親挑水時叫住她，問她願不願意看孩子，兩個孩子每個月十八塊。我母親一聽，正求之不得，於是答應了。

和今天那些給孩子吃安眠藥的小保姆們不同，我的母親誠實、心地善良，對人家的孩子跟對自己的孩子一樣悉心照顧，無微不至。後來甚至出現了這種情形：每個星期六王梅玉來接孩子的時候，小孩就又哭又鬧不願意回家，回去了不是感冒就是發燒拉肚子，一來我們家就好了。王梅玉兩口子見我的母親為她看孩子如此盡心盡力，既驚奇，又感動。後來有一天，王梅玉找我母親嘮嗑，打聽我母親的身世，我的母親就把家裡成分不好挨批鬥，嫁了男人卻受到婆婆虐待，自己沒有工作生活困頓的情況，跟王梅玉講了一遍。言者聲淚俱下，聞者泣不成聲。於是，王梅玉在感動之餘，下決心幫一幫我的母親，在一家縣辦集體企業——太谷線材廠找了一份臨時工作。當時，太谷線材廠革命委員會有一個頭頭叫鄔××，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起家的，他風光時腰裡別了兩把盒子炮，人稱“雙槍鄔司令”。王梅玉跟鄔××一起住院時認識了，王梅玉跟他一說，鄔××就同意了。

由於當時的政策不許農民自由流動，即使是當臨時工，也必須要有城市戶口。可我的母親是農村戶口，於是我前面提到的、我的義父王鳳剛就把自己妻子的戶口本借給母親冒名頂替，才得到這份工作。所以直到現在母親身份證上的姓名都還是別人的名字——張雲霞，而不是她自己的本名——張秀菊，這就是那個年代給我們家留下的一個特殊烙印。雖然用“張雲霞”這個名字已經三十年了，可我的母親總是感覺這個名字很陌生，彷彿不是自己的名字。

當時的太谷線材廠位於太谷縣城東大街六十六號，是一家生產鐵絲、鐵釘等線材的企業，共有職工二百多名，後來漸漸增加到三百多名，在太谷縣也算一個比較大的企業了。我母親初來乍到，自然乾的是最苦最累的活——用豬血糊一種可以盛酒和豆瓣醬的簍子，每天干十二個小時，工錢七毛錢。編織這種簍子是太谷線材廠的前身“織籮社”的一項業務，也是太谷本地的一種傳統工藝。由於製作工藝複雜，加工過程又髒又累，現在大概已經淘汰失傳了。當時，不要說年輕的婦女，就是一般的男人也不願意幹這樣的髒活、苦活，因此當時全廠生產這個的只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師傅，人員不夠，才有了這個臨時工作。可是，我的母親對這個工作激動不已，因為這畢竟是她的第一個相對固定的收入來源。

我的母親是吃苦長大的，人非常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