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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跟他睡覺，瘋了吧。”我聽了這幾個人的談話，詫異地扭過頭去，那幾個女人還在眉飛色舞地大聲談論著錢、男人和睡覺，絲毫沒有一丁半點羞恥的感覺。

一九九五年九月我第一次領到了兩個月的工資，身上揣著這八百塊錢喜滋滋地去學校找女朋友。公共汽車到了漢陽古琴臺，上來四個有說有笑的男人，每人手中都拿著一件西服。武漢的九月份天氣還相當炎熱，我開頭還挺奇怪，這幾個人幹嗎這麼熱還穿西服啊？過了一會兒，他們幾個擠到了一個站著的農村人身邊，這時我才發現他們原來是用西服做掩護的小偷。幾個扒手一邊有說有笑，一邊用鑷子把人家衣服兜裡的錢掏出來。我本來想喊那人注意，可是小偷有四個人，我卻只有一個人，萬一這幾個小偷報復我怎麼辦？想到這裡，我沒敢吱聲，只是用手緊緊護著自己兜裡的八百塊錢。車子到了閱馬場，那幾個扒手神氣活現地下車了，我趕緊跟那個農村人講了他被偷的事情，他這才如夢初醒。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人尊老愛幼、禮義謙讓的美德被一掃而光，處處充斥了無德無義、言行粗魯之輩。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上層也看到了道德淪喪的危險，於是開始大力提倡“五講四美”。然而上層的努力並沒有奏效，道德這東西被毀掉容易，重新建立卻很困難。到了九十年代，中國人的道德面貌更是江河日下。我在武漢生活了十三年，無數次乘坐公共汽車，遇到車上有老、弱、病、殘、孕而有人主動讓座的情況，卻是屈指可數。

從小我父母一直教育我要尊老愛幼，長大以後我確實遵守著他們的教導。我在坐公共汽車時，只要遇到有老、弱、病、殘、孕，就一定會起身給他們讓座。有時自己帶的東西太沉重了，上車時就希望最好不要上這樣的人；如果上了老弱病殘，我就先等一下，看有沒有人讓座，假如有人讓座我就慶幸；假如沒人讓座就自己揹著重物站起來給他們讓座，但多半情況下都是我讓座。不過，最近幾年主動讓座的人彷彿比以前多了一點。

不肯讓座的人沒道德，有些被讓座的人也沒道德。二○○一年“五一”節期間，我和妻子、小舅子兩口四個人到東湖沙灘浴場去玩，回常青花園的路上車到黃浦路上來一個老頭子和一個二十多歲的女的，大概是他小女兒或者孫女，當然，是“二奶”也不稀罕。當時車上人多，誰也不讓位子，於是我站起來給老頭子讓了個位子。那老頭也是一句“謝謝”也不說，一屁股坐下就不說話了。我心裡雖有些不快，但是看他一大把年紀了也就不計較。車到建設大道的臺北路口，老頭子身邊的一個座位空了，這時我看到老頭子喊“過來過來”，就以為是請我過去坐。誰知道我走到跟前了，那老頭子竟然說“不是叫你”，原來他是招呼那個女的來坐。見到這個情景，車上有幾個乘客看不下去了，小聲對我說：“有些人，真是不識敬啊，給他們做好事真是不值”。我搖了搖頭，無奈地苦笑了一聲。

二○○○年有一次我乘坐五二二路公共汽車上班，車子到了漢口武聖路上來一個農村人，問這個車到不到亞貿廣場。五二二路車到了武昌付家坡就轉向中南路，而亞貿廣場則需要繼續沿著武珞路前行大約兩站才能到。武聖路本來有七○三等多路公共汽車可以直接到亞貿廣場。當時五二二路還不是無人售票，但那個售票員就是不說，為了這一塊錢的車錢騙人家說：“到，到，到付家坡下。”那個農村人就這麼著被騙上了車。我當時坐在售票員邊上，見到這個情景對那售票員煩在心裡，就忍不住對農村人說：“這個車不到亞貿，你坐七○三直接可以到。”那農村人聽了以後下去了，售票員則瞪了我一眼，好大的不滿意。

一九九七年夏天的一天早晨，我揹著個大包，裡面裝滿了從吳家山帶到宿舍裡去的盤子和碗乘五四六路公共汽車到單位上班。天氣很熱，車廂里人又非常擁擠。我們家住的西郊公園正好是五四六路的起點站，我有了個位子。車到途中一位老大爺上車，我就起身給他讓了個位子自己站著。這時旁邊站著的一位中年婦女說話了：“小夥子，揹著那麼大的包還讓位子，真不錯！我天天坐這車上班，也沒見有人給老年人讓過位子。”我這人也喜歡別人誇我，聽了她的誇獎心裡挺高興的，跟她一路攀談，並應她的要求留了個電話號碼。

過了大約一個來月，我接到這位中年婦女的一個電話說，今天晚上在武漢劇院有個研討賺錢方面的講座，她已經幫我弄到了門票。我一聽，想想晚上反正也沒什麼事，於是就答應她去聽講座。等我到了武漢劇院門前，發現那裡人山人海，三五個紮成一堆在那裡熱烈地交談。我見狀覺得肯定是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