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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之類的東西總有人管著，只要買通這個管檔案的人，神不知鬼不覺地把處分抽出來，也就太平無事了。於是我找了我一個以往留校任教的朋友，讓他打聽誰是管學生檔案的人。世界真是太小了，那位管檔案的老師竟然就在我這位朋友的隔壁集體宿舍裡住，二人都是年輕人，關係還不錯。於是我請朋友牽線搭橋，給那位老師送了兩條“玉溪”，又把他們接出來到長春觀素菜館吃了一頓大餐。幾天以後，我又到學校裡看望那位老師，那位老師說：“放心吧，已經弄乾淨了。”這樣，我這顆懸著的心才放回肚子裡。

然而這麼一折騰，已經到了六月份，找工作的好時機錯過了。眼見別人陸陸續續地有了接收單位，自己卻沒有著落，女友又是後悔，又是難過，天天哭鼻子。我白天在漢口上班，晚上還要跑到武昌為女友的工作活動，每天累得精疲力竭。也是天無絕人之路，到了六月末，有一個政府機構來招收公務員，全校只要一個人。系主任又一次幫了我的大忙，他跟這個政府機構的領導私人關係非常好，於是向人家力薦我的女友。就這樣，我的女友算是否極泰來，當上了公務員。

為女友找工作的半年，可以說我每天都殫思竭慮，結局還算不錯。不過，這半年對我的摧殘是很大的：本來我的面相一直比實際年齡年輕；經過這一年的奔波，反而顯得比實際年齡老了許多。

從小我父母就教育我“能幫人處且幫人”，因此在人事處那幾年，我也想盡辦法幫助好幾個些同學或者同學的親屬找了工作。一九九七年春天，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回到了武漢市。大學畢業時他本來很想留在武漢，但由於沒有合適的單位而去了廣東湛江中行。去了以後很不習慣，一直夢想著回到他喜歡的武漢。到了一九九七年，他終於痛下決心辭職，想考研究生再到武漢發展。於是，我把他接到自己的宿舍裡，和他同睡一張床。這位同學自尊心很強，不願意在我這裡白吃白住。我利用人事幹部的身份找了我們銀行下屬期貨公司的老總，給他找了個經紀人的工作。經紀人的基本工資才四百塊，收入全靠拉客戶，可那時根本拉不來客戶，於是幾個月以後我又輾轉透過關係給他找了一份相對穩定的中保人壽的內勤工作，月薪一千多塊錢，算是夠生活用了。為了方便他考研究生，我還把他引見給系主任。後來這位同學沒有考上研究生，但幾經歷練適應了社會，現在在武漢市自己開了一家公司。這位同學和我之間幾乎是以兄弟相待，我父親去世時，他趕來幫忙張羅後事，還和兒子一樣給我父親帶了孝。

當然，“人上一百，各式各色”，我在幫助別人找工作時也遇到過特別沒良心的。有一次有個姓劉的熟人，請我幫他下崗在家的弟弟找份工作。這個人原來在一個廠裡當電工，後來廠子垮了。我找了我們大樓的物業公司人事部經理，幫那人找了一個電工的活，一個月有六、七百塊的收入。按理說這個收入算很不錯了，我的月收入在“改革”後也只有九百多塊。那天我領著那人去報到時，他竟然連一句“謝謝”都沒對我說。當時我心裡就好大不高興，心想：就是給狗喂塊肉，狗還衝我搖搖尾巴呢。不過礙著他哥哥的面子，我也沒發作。誰知幾個月過去後，我遇到物業公司人事部經理，那經理告訴我說，那電工吊兒郎當地幹了兩個月，領走工資後就不辭而別了。我一聽非常生氣，不禁暗暗罵道：“媽的算什麼玩意，費好大的勁給你找了飯碗，要走你也得打個招呼啊。你一拍屁股走了，害得老子欠人情債。”於是我只得跟人家人事部經理賠不是，說自己對那人不瞭解，實在對不起了。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組織部裡的年輕人（1995～1999）　十一、道德荒漠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伴隨著全民族性的道德淪喪，中國大地逐漸成為道德的荒漠。很多人整日談論的是錢，心裡想的是錢；為了賺錢不擇手段，為了賺錢走向瘋狂；拋卻了最起碼的道德良心、禮義廉恥。我這個人並不是那種“恥於言利”的人，但總覺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賺錢要講究個章法，要憑良心、憑勞動，不能賺骯髒錢，發不義財。遺憾的是，恐怕多數中國人現在仍然不明白這個道理。

“一滴水可以看到整個大海”，公共汽車就是能夠反映社會這個“大海”的“一滴水”。一九九五年我剛參加工作時有一次坐公共汽車到武昌，上來幾個衣著妖豔的女人坐在我身後旁若無人地大聲談話。我聽見她們的談話主題似乎是另一個女人，只聽一個說：“×××可真夠賤的，那個男的已經沒錢了，也還跟他睡。”另一個說：“可不是？要是我早就把他一腳蹬了。沒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