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部分(第3/4 頁)

花燈生意受到很大影響。即便是這樣，也比上一年強得多：總計賣了將近四萬塊錢的貨，其中在柳巷北口賣了三萬塊錢，還有一萬塊錢是另外新找的一個代銷的賣的。我們賣燈籠的時候，那個前一年坑我們的段經理還到我們商店晃悠了一圈，大概是還想代銷我們家的貨。我母親雖然對他恨在心上，但也還是笑臉相迎，就是不提給他代銷的事情。姓段的也看出來自己沒戲了，就又跟我母親東扯西拉兩句走了。

不過，那一年我們還是被一個代銷的人給騙走六千塊錢的貨。那小子叫張建民，長著一副忠厚臉，但實際上是個奸猾小人。張建民賣了我們家的貨，等到我母親去找他結帳時，他卻說那賣貨的錢因為自己賭博，被公安局給當成賭資沒收了，現在身無分文。我們家是小本營生，我母親一向做的是信義買賣，也沒簽什麼合同，只是張建民拿貨時打了個收條，上面寫著金額、數量和品種。當時我母親想告他，但後來又覺得光憑收條證據似乎不足，一打官司還要掏錢交訴訟費請律師，弄不好賠的更多，也就只好自認倒黴了。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組織部裡的年輕人（1995～1999）　十三、下崗工人

計劃經濟時代的企業只講產量產值，不需要自己操心虧損還是盈利，虧損的企業靠上級的撥款仍舊維持著生存，因此國有企業真實的經營情況被掩蓋起來。一九七六年時，全國就已經有三分之一的國有企業陷於虧損狀態，投資利潤率、百元資金產值率不斷下降。八十年代國有企業試行承包制改革和廠長經理負責制，不但沒有改善國有企業的處境，反而因為監督缺位造成國有企業資產的進一步流失。以前的國有企業，工人小偷，領導大偷；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演變了廠長經理的大口鯨吞，把國有企業掏成空殼後一拍屁股走人，自己發財或者異地做官去了。恰逢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企業需要自己找市場、搞競爭。在短缺經濟時代，即使是殘次產品也是不夠用的，根本談不上什麼競爭。到了物資豐富年代，昔日“皇帝女兒不愁嫁”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回頭了。於是，一股國有企業破產倒閉、工人下崗失業的風潮席捲了中國大地。在這場來勢洶洶的失業大潮中，我在鄭州的兩個表姐、兩個表姐夫、表嫂，在武漢的堂兄、堂嫂均成為數千萬失業大軍的一員。我的父母雖沒有領到“下崗證”，但也跟下崗人員一樣，一連幾年拿不到工資。

我最早聽說下崗的概念是在一九九○年我輟學的那半年。不過那時不叫下崗，而叫“放假”。當時鐵Z局有很多青年工人沒有活幹，紛紛“放假”回家。那時正是一九八九年事件剛過，新領導人特別重視社會穩定工作，因此下令銀行發放“安定團結貸款”，就是沒有活幹也要貸款發工資。後來我在銀行的時候見到過不少“安定團結貸款”造成的呆帳壞帳，企業早就不存在了，帳卻還掛在銀行。到了一九九二年，開始實行內容是打破鐵飯碗、鐵交椅、鐵工資的“破三鐵”改革，結果矛盾激化，出現了被裁員回家的工人跳樓自殺和報復企業領導的事情，於是漸漸地也就不提“破三鐵”了。

“破三鐵”不提了，可國有企業的困境卻愈演愈烈。銀行的“安定團結工資”救救急可以，但長期靠銀行貸款養活著幾千萬人的嘴坐吃山空，也畢竟不是長久之計。這些虧損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發工資，轉眼就山窮水盡了。說到國有企業工人下崗，我作為一名工人子弟，自然不會贊同某些養尊處優的經濟學家和官僚們所說的那樣是所謂“改革的陣痛”。在我看來，這是長痛，為以前的統治者試圖一步登天地搞社會實驗所付出的慘痛代價。

作為從小在鐵路工人社群長大的工人子弟，我自然對工人階級懷有深厚的情感，對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一直著意地關注。多年來，我比較注意研究和思考國有企業現象。恰好我的工作讓我有機會觸及很多國有企業，與企業的幹部職工接觸。根據我的觀察，中國的國有企業具有一些在西方國家企業根本就沒有的劣勢，這是導致中國國有企業問題嚴重的根本原因。這些劣勢表現在：

一是沒有競爭，企業沒有正常的淘汰機制，企業沒有憂患意識和進取精神。正常的企業如同人一樣，具有生老病死的過程。西方國家的老企業破產、新企業興辦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在中國以前的幾十年裡，由於強調所謂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企業能生不能死，一個企業無論多麼孱弱，多麼不合時宜，都可以無憂無慮地存在下去。許多早就應當破產倒閉的企業，卻不退出市場，繼續徒然地耗費著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幾十年時間裡，中國竟然沒有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