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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長的錢，又引起了普通職工與這些人之間的矛盾。退下來的科長、副科長們也不服氣，都不好好幹。

就這樣，“改革新舉措”一個接一個出籠，三把火把全行燒的烏煙瘴氣。我們私下裡給申處長和計財處賈處長起了個綽號：“改革家”。只要有誰被處長叫到辦公室裡，出來以後大家都調侃般問：“怎麼樣，‘改革家’又有什麼‘改革新舉措？’”後來慢慢地，“改革家”的綽號傳到了全行，很多人都這麼叫。我們又覺得他們可能也聽到了，覺得這麼叫太刺耳，於是用了隱晦的叫法：英文“Reformer”，漢語音譯為“瑞富門”。

隨著我的深入觀察和思考，我發現這些既得利益者們所倡導的“改革”實際上是一種打著改革旗號的掠奪。他們的每一條措施都顯得“跟中央保持著一致”，都有一條冠冕堂皇的理由，可實際上卻是對誠實勞動者的剝削。因此我漸漸地對這種“改革”產生了厭惡和牴觸情緒，開始懷疑自己每天做這些工作究竟有什麼實際意義？我的價值在哪裡？我意識到自己無意中成為了他們的幫閒。

由於“拉開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極大地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全行出現了“不適應工作者”辭職下崗的“可喜局面”。高學歷的、血氣方剛的大學生、研究生紛紛辭職、調出。其中一個碩士研究生，來行後就被分到城區支行做信貸員拉存款，由於不是本地人，本人又不善辭令，因此存款總是完不成任務，結果幾乎每月只能拿到基本工資。他們支行行長還說：碩士有個屁用？都是些書呆子，拉不來存款，架子還挺大。那研究生也想走，臨走時找我談了話，他說自己不想每個月八百塊混下去了，自己的價值不止這麼一點。我勸他好好想一想，行裡真正的科班碩士研究生出身的還不多，日後可能會得到重用。他說他要去找行長談談，看看行長是否挽留，要是挽留就留下來。過了兩天他來找我說，他找行長說自己想調走，行長只說了一句：好，去辦手續吧。

面對這種情況，申處長卻一點都不擔心。他說，讓他們走吧，毛主席說天要下雨孃要嫁人，去留隨他們的便。這些人不安心工作，成天要待遇，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我心裡想，哼，人走了留下指標正好走後門不是？你是恨不得再多走幾個。當然，我沒敢說出來。在這種小氣候的影響下，大家全都心灰意懶，都在暗暗找自己的退路，處於一種渙散狀態。我剛進人事處時感覺到的那些正氣和勤於學習的風氣，此時已經蕩然無存。

應當承認，我並不是一個好乾部，我沒有足夠的膽量和這些人面對面鬥爭，因為自己還要在這裡謀生。我只有靠消極怠工，或者跟他們唱對臺戲來發洩心中的不滿。那幾年行裡頻頻舉行各種各樣的考試，有職稱的、有上崗資格證的，我每次都監考。我心想，你們腐化墮落，憑什麼來難為職工？職工考不上上崗資格有下崗的危險，決不能讓你們得逞。於是凡是我監考的考場，全都出奇地寬鬆，我甚至冒著風險給職工們通風報信，讓大家抄個痛快。儘管很多職工我一輩子可能就只見這一面，但我還是這麼做了。後來我調離了銀行到H公司以後，有一回到銀行去辦事，幾個儲蓄員小姑娘認出了我，感激地對我說，我們都記得你呢！你是好人！我心想，一生中有幾個人記得我的好處，這輩子也算值了。

一九九七年底一九九八年初，全國最後一次房改。申處長任分房小組組長。分房子是單位裡矛盾最尖銳的時候，因此在一九九八年初的三個多月裡我們都沒見過處長几面，處裡的日常工作由段副處長負責。

由於這次分房是“末班車”，怕以後趕不上了，我連忙和剛參加工作的女友拿了結婚證。這次分房也很怪，全部是暗箱操作。本來有個打分標準，把房源畫個表貼出來，根據排序先後進去挑就是了，又省事又公平。可是奇怪的是，這次採用“宣佈”的形式：把職工叫進去，告訴你哪裡有套房子，你要不要？這種方式下矛盾很突出，很多人大吵大鬧，結果鬧的兇的、沒後臺的幾個被貶到支行去了，吵的兇的有後臺的挑到了好房子。我進行晚，排名靠後，也懶得吵鬧，於是輪到我挑時他宣佈“有套房子，只可惜是一樓，你要不要？”我二話沒說就答應了，事後才知道在分房子時候申處長還是照顧了我的。

廉書記又一次顯示了高風亮節。他本來是副廳級，完全可以住面積二百四十平方米的“行長樓”，可他卻偏偏挑了一套一百五十平方米的處長樓，樓層也不怎麼好。後來，我曾經問他為什麼放著大房子、好房子不要？他說：我是紀委書記，要做出表率，按照國家政策我這個級別的幹部住這麼大的房子已經是超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