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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生產利潤全都作為利稅收上去，企業自身沒有積累，也無力進行技術和裝置革新。到了市場經濟年代，面對新建集約型企業生產的高質量、低價位產品的競爭，這類企業怎麼能招架得住呢？

三是國有企業之間、銀行與企業之間不存在真正的市場關係。無論是甲企業還是乙企業、無論是丙銀行還是丁銀行，都是國家的，相互之間的關係無非是一件衣服上的這個都還是那個兜。企業沒有信用意識，三角債拖欠嚴重，九十年代初全國投入上千個億清理三角債也沒弄出個頭緒來。一九九九年底我到一個大建築企業去，看到企業當年應收帳款居然高達五個多億，多是一欠四五年的陳年老賬，甚至還有十幾年前的欠賬。那個企業窮困到什麼程度，可以這麼形象地說：企業已經拖欠了十九個月的工資，那時臨近春節，企業千辛萬苦籌集了二百萬元發放過節費，四萬名職工人均五十塊；據說附近有些娛樂城裡的做臺小姐就是該企業一些女職工，妻子坐檯、丈夫護送，情景可悲可慘。銀行也沒有風險防範意識，企業要錢就給。前面提到的“安定團結貸款”，就是一種明知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也要給的錢。銀行的資產是靠吸收老百姓的儲蓄負債得來的，是要還的。銀行大量貸款收不回來，只好拼命拉存款寅吃卯糧地維持頭寸。企業的資產也是國家的，地皮也是國家的，銀行就是打官司也難以收回來，慢慢地就流失掉了。即便是打了官司，也不過從這個兜裡掏到那個兜裡，還要繳納一筆數額不小的訴訟費、代理費、執行費。但是早晚有一天這些錢還要有個說法，那時還需要全體老百姓再付出一次代價。這種沒有信用意識，是體制性的誠信缺失，加劇了當代中國社會原本就嚴重的缺乏誠信問題。

四是法制、法規不健全，行政干預嚴重。中國的國有企業多有上級主管部門，企業法人由主管部門指派，外行領導著內行，甚至企業經營行為都由上級主管部門指手畫腳。培養一個既懂市場、又懂經營管理，既不謀私利、又肯於真抓實幹的企業家本來就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在上級主管部門的行政干預之下，企業法人說換就換。中國是個官本位的國家，社會精英多集中在權力部門而不是經濟部門，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最好的結果就是獲得提拔去當官，而不是辦企業。俗話說“術業有專攻”，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未必是一個稱職的官員。而在西方國家，除了要求企業照章納稅和正當經營以外，政府並不怎麼管企業的經營，人家的企業反而生存的更好。這就是一個悖論：西方國家的對企業放任自流，政府只管創造外部環境，制訂法律法規；而在中國，政府對企業抓得很死，什麼都要管，卻又管不好；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獨獨忽視了為企業創造外部環境，造成企業行為失當、假冒偽劣盛行。二○○○年，我與某縣一位管工業的副縣長談話時，那位縣長就曾經得意地說：“縣裡的那些企業，都是我們手裡掐著玩的。”後來，我到過一個瀕於破產的服裝廠調查，這個服裝廠原本在建立之初生意紅火，是當地的明星企業。然而上級主管部門撤換了原來的廠長，非要搞承包制改革，讓私人承包了這個企業。私人拿著國有企業的資產一點也不心疼，大搞短期行為，短短几年就讓企業從原來的生意興隆變成瀕於破產。承包期滿，承包人吃肥了，自己發財去了，留下五百多名走投無路的工人。

五是中國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企業包袱重。在一些西方國家，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開始陸陸續續地向福利國家過渡，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無所不包的高水平福利體系。一個人從上幼兒園起就享受補貼；上中小學則是免費受教育，有的國家還提供免費的午餐；上公立大學免費或低價，只有私立大學才是全自費的；失業則提供失業保障金，對低收入者提供廉價住房；看病則有全民免費醫療或者是醫療保險；老了則有社會發放的養老金或養老保險。企業除了在經營時為了這些福利的實現繳納各種稅收外，基本沒有什麼額外負擔。而中國不一樣，雖然福利水平很低，但無奈人太多，負擔也不輕，全都由單位揹著，企業效益好時沒有居安思危，而是大手大腳地花錢，利稅全部上繳；效益一旦不好，也要維持著福利開支，更加舉步維艱。我的父親年輕時單位有公費醫療，但那時身體健康，除了感冒發燒拉肚子外沒什麼大毛病；等到老了得了重病，單位卻因為不景氣報銷不了醫藥費，前前後後治病花掉了二十四萬，絕大部分都是我母親糊燈籠賣掙的錢和子女掏的錢。而那些沒有錢的工人得病，只有回家等死一條路了。就連企業的退休人員也要企業負擔，有些企業歷史悠久的，退休的比干活的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