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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到新的機構裡去試試。於是試著我提交了一份申請，結果被選上了。就這樣我離開了工作了四年的銀行，也離開了跟我朝夕相處四五年的同事們，來到了H公司。

我臨走前兩天，申處長領著全處人員到一家廣東餐廳聚餐。那天申處長喝了不少酒，動了感情。他對我們說道：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後罵我，甚至我都知道他們是誰，但是我不計較，我從來也沒有打擊報復過他們……其實，難道我就不想留下個好名聲、幹出一番事業嗎？可無論我花多長時間精心準備計劃和思路，行長一句話就屁也不是了。行長不需要幹事的人事處長，他只需要一個事事聽話的人。我也是快五十歲的人了，行長成天想訓就訓，誰沒自尊？我能怎麼辦？後來，我也想開了，當了處長又能怎麼樣？當了行長又能怎麼樣？都一樣！人活著，就得圖個快活，什麼名譽、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只要自己覺得快活就行了，廉書記名聲比我好，可他也為名聲所累，事事放不開。接著他又對我說：我知道你有才幹，出去闖闖吧，興許能夠闖出一番天地，我也知道你是個老實人，但是這裡確實不適合你。

申處長的這番話使我感到很意外，不但立刻冰釋了我對他所有的憤恨與不滿，甚至還激起了我對這裡的一絲留戀。畢竟我在這裡工作了四年，畢竟有那麼多朝夕相處、親密無間的同事和朋友。我甚至多少有些同情申處長的處境，回想起申處長給過我的一些照顧、愛護和關心；回想起申處長曾和我促膝談心，說自己正讀書時遇到文化大革命，一輩子苦於沒有文化，現在你們條件這麼好，一定不要忘記繼續深造。我忽然覺得，申處長也不那麼令人憎恨了，他只不過是扭曲的權力大樹結出的一個苦澀的果實，也是一個犧牲品。只是他在應該做出反抗和抉擇的時候，沒有勇氣與這種官場的庸俗習氣決裂和鬥爭，而是選擇了隨波逐流。可回過頭來想一想，假如是我處在這個位置，我又能怎樣？最多也只是求個獨善其身罷了。

在我離開銀行以後，大概到了二○○二年，我忽然聽說行長因病去世了，走時年紀也並不大。聽到這個訊息以後，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感到難過，甚至對行長感到有些愧疚，因為我曾經咒罵過他。儘管他做的一些事情我無論如何不能苟同，但畢竟當年是他把我挑進行裡的。沒有他當初的決定，我這個一文不名的外地窮學生肯定沒辦法在武漢站穩腳跟，從這個角度來說，行長也有恩於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慼慼，在此我願行長能夠安息長眠。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義無限（2000～2004）　一、國慶五十週年

一九九九年是建國五十週年大慶。那一年國慶前夕，俄羅斯亞歷山德羅夫紅旗歌舞團（「注」即前蘇聯紅軍紅旗歌舞團）到中國各大城市巡迴演出，也到了武漢市。聞聽這個訊息，我自然是激動萬分，馬上訂了一張票去看。那天下午我早早地趕到武漢劇院，發現還沒有開場，就繞到劇院供演員進出的後門。臺階上蹲了兩名三十多歲長得很帥氣的俄國人，用俄語交談著什麼。我走上前去，叫了一聲：“達瓦里士！”（「注」，“同志”一詞的俄語發音）二名俄國人停止了彼此的交談看著我，回了一句：“達瓦里士。”然後，他們二人分別指著自己，一個說：“瓦夏”，另一個則說：“羅欣”。然後他們又看著我，嘴裡用俄語咕噥著發問。我明白了，他們是在問我的名字，於是我回答到：“雅科夫。”兩名俄國人懷疑自己聽錯了，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於是我又重複了一遍。

除了幾個簡單的詞彙之外我不懂俄語，可那兩位俄國人也不懂漢語和英語，於是我敬給他們兩枝香菸後就跟他們告別，進了劇場。我先買的座位是位於二樓的，可我到了座位上發現這裡距離舞臺實在是太遠了，看電影可以，看演出不行。於是我來到樓下一等票區域，找了個空座坐下，想著萬一有誰好說話就給人家百十塊錢跟我換一下。這是身旁來了一個戴著眼鏡、白髮蒼蒼的老太太，看了看我以後問：“你在這裡坐嗎？”我趕緊把情況說了一遍。老太太一聽就笑了，說：“小夥子你運氣真好，這個位子是我丈夫的，他今天身體不舒服，不能來，你就坐吧。”我一聽，又是感激，又是慶幸。

那位老太太是五十年代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專業的畢業生，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毫無疑問懷有對蘇聯和俄羅斯真摯的情感。乘著開場前等待的時間，老太太跟我談起了自己的學生時代，並且非常驚詫我竟然也這麼熱愛蘇聯。我們兩個人像是忘年交，一起哼起了蘇聯歌曲，一首接一首。老太太會唱的那些歌我都會唱，她一起頭我就跟著唱，有些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