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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問臧教授有什麼結果，臧教授說：“哦，更加確認了你是多發性骨髓瘤。”我父親一聽，心想：你沒確認我是多發性骨髓瘤給我化療幹什麼？於是心中有疑惑，就私下問了那個科的另外一個主治醫生李大夫。那個李大夫還算有點良心，看左右無人就偷偷對父親說：“這個檢查確實沒有必要，你這種早就確診了的病人，可以不做。”

還有一次是個實習學生，晚上十點多鐘突然開了張單子要我父親第二天去做個胸透。其實我父親在住院前、住院後，因為胸部疼痛，一再誤診而已經連續做了不下十次胸透了，幹嗎冷不丁的還要胸透？我父親覺得其中蹊蹺，堅決不去，那學生見狀失望地走了。我估麼著，那學生估計是打算了解了解骨髓瘤病人的胸部狀況，可惜我父親沒滿足他的好奇心。

方法五，迷人的帳單。

這世界上有很多未解之迷，而醫院的帳單就是這未解之迷中的一個。每次從醫院拿來帳單，我和我母親都得像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樣仔細揣摩、研究一番，但是往往還是一頭霧水（霸氣　書庫　…。。）。間或也有例外，比如前面我曾提到的八個實習生的手套費用問題，我們看出來了，與醫院交涉後醫院不得不沒好氣地退還了這些錢。然而還有很多我們無法弄明白的問題，比如明明沒有開空調卻要收空調費等，我們無法找到答案。不過有一條永恆不變的定律，那麼這些迷人的帳單無一例外是“錯誤地”多收了患者的錢，而不會“錯誤地”少收了患者的錢，假如你能發現問題的話。醫院的“錯誤”也是這麼可愛，永遠只是“毫不利人，專門利己”。假如我們的國有企業也會犯這種“美麗的錯誤”，那國有企業沒有一個會虧損的。當然，帳單上這些迷團所涉及的金額要遠遠小於前面幾個因素的金額，和它們比起來，迷人的帳單隻算是“溫柔一刀”。

方法六，自費的試驗。

前面提到二○○○年國慶節我去北京找工作時，碰到了那個歸國不久的女醫生，她向我講述了一些醫院和醫生拿患者做人體試驗的事情。當時我父親只是剛剛開始拉肚子發燒，還在做一些常規的小治療，也就沒當成回事。當我們頻繁地開始與A醫院打交道之後，我才切身體會到那個女醫生所言不虛。

逐漸我們也看出來了，雖然臧教授據說是什麼全國有名的血液內科專家，但人家的主要精力根本不在給我們這樣的普通患者看病上。他一方面忙著發表論文，忙著研究新的治療手段，忙著參加各種學術會議，另一方面也忙著升官——就在父親住院的一年裡，臧教授從血液內科副主任榮升為主任。雖說A醫院是全國都排得上號的大醫院，裡面專家教授濟濟一堂，但我們終於明白那些專家教授根本不是給我們這號普通老百姓看病的。父親的化療方案其實早就定了，無非是長春新鹼、瑪法蘭、阿黴素、表阿黴素幾種輪換著用，每次真正負點責的不過是走馬燈似地更換的管床醫生。

我父親由於這個病導致極度的骨質疏鬆，骨頭很脆，因此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動作都做不了。我們不懂醫，想象不到父親的骨頭脆弱到什麼程度。按理說做醫生的你得告訴我們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可是臧教授從來沒有主動說過一句。有一次我母親追著他問，他竟然頭也不回邊走邊說：“煩死了，煩死了！”由於我們始終沒能從這人口中問出來究竟該怎麼注意防護，結果雖然我們百般小心，還是出了意外。二○○二年春節，我父親因為蹲下去修電爐子，蹲的時間太久，竟然導致脊椎骨壓迫性骨折，長達半年時間裡我父親動彈不得，一動疼的嗷嗷直叫。脊椎骨折、心理煩躁導致漿細胞急劇升高，這次住院花掉了我們一萬七千塊。

看著父親那遭罪的樣子，再看看臧教授那副吃人不吐骨頭的嘴臉，我尋思著這個醫院不能住下去了，於是向單位求援。單位領導也非常熱心，找到了跟我們單位關係很好的B醫院的領導，讓父親轉到了B醫院。由於轉院時領導打過招呼，所以B醫院按“保命”原則來給父親治病，只用真正起治療效果的藥，不用那些五花八門的、無用的藥。也算我們運氣好，B醫院的主治大夫陳教授是一位非常敬業的人，醫囑非常細緻。而且他還給母親留了電話，每當父親在家出現不適的時候就可以及時找到他，由他指導母親該怎麼做。

其實這世界還是有好人的，至少B血液內科幾個大夫都還不錯。每次我父親去化療，他們都非常熱情，細緻地詢問病情，並且根據病情會診制訂方案。父親由於化療次數太多，對長春新鹼、阿黴素、表阿黴素等化療藥產生了抗藥性，幾位醫生專門開了一次會確定了一種“雞尾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