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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三，真實的謊言。

當父親化療到第八個療程，漿細胞已經從最初的百分之六十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三；到了第十個療程，漿細胞更降到百分之一左右。後來我們轉到B醫院後才知道，如果漿細胞降到百分之三以下，暫停化療而改用肌肉注射干擾素，就可以有效地減緩漿細胞上升，等漿細胞上升到百分之十以上再化療。這樣做，一是可以大大節約治療費用，二是可以使化療間隔大大延長，也就避免化療給病人帶來的痛苦，三是減少化療次數，防止產生抗藥性，也就可以延長患者壽命。然而，臧教授對干擾素的事情卻一字不提，只是一味要父親不斷化療。無論是做妻子的還是做兒女的，都盼著父親好，又不懂醫，所以人家臧教授讓化療就趕緊化療，一天也不敢懈怠。後來，當父親轉到B醫院之後，給父親看病的陳教授看了父親的病歷，搖著頭說：“唉，化療次數實在是太勤了，這對患者今後化療非常不利。”果然，當陳教授他們著手給父親化療時，發現已經有很多原本有效的化療藥物已經無效了。

在A醫院期間，我們發現：臧教授對我們病房中的很多人都隱瞞實情。父親第二、第三次化療時，住我父親鄰床的是一位退休工人，在家殺魚時不小心割破了手；當時沒有當回事，誰知卻引起了破傷風，又由破傷風轉為急性白血病住進了醫院。住院期間，老工人一直高燒昏迷著沒醒過來，無論用什麼方案就是沒法退燒。一般而言，急性白血病基本上治不好的，也活不了幾天，在這種情況下有點良心的醫生就應當建議：如果家庭條件不太寬餘的話，最好意思一下停止治療算了。那一家子人很親的，根本摸不清醫院套路的老伴就央求臧教授用最好的藥。這真是正中臧教授下懷，人家正巴不得給你用好藥呢，那樣回扣大大地有。於是乎什麼貴藥都用了，短短四十天時間裡花掉了二十來萬，花掉了那家子最後一個子兒，沒錢也就停藥了，最後回家等死去了。那家屬臨走時質問臧教授：“為什麼從來沒跟我們講過他的病治不好？”臧教授回答倒也理直氣壯：“不是你們要我用最好的藥嗎？我盡力了，治不好我也沒辦法。”就這麼著，維持了老人家四十天沒醒過來的生命，用掉老兩口和子女的全部積蓄，這家子人恐怕連給老人家辦後事的錢都沒了。

當時還有一個農村來的患者，因為在鄉鎮企業當油漆工苯中毒而導致了白血病，現在鄉鎮企業已經垮了。那家人東拼西湊了四萬塊錢治病，因為缺乏和醫生打交道的經驗，跟臧教授談話時交了底牌，說自己只有這麼點錢，要是治不好就算了。臧教授聽了，就含含混混地說：這個病，四個療程“差不多”可以好，一個療程大概一萬。當時我母親坐在旁邊，聽了直納悶：不是說治白血病要很貴嗎？怎麼這次出了鬼，這麼點錢就可以治好？母親還直以為臧教授發了善心呢。後來那個患者化療了四個療程，花掉了恰好四萬塊錢。沒錢了以後，臧教授讓他“回家慢慢養”。不久以後，父親在化療時，聽病友說那個農民已經死了，留下幾萬塊錢的債務給他的親人揹著。

臧教授看病時還喜歡看人下菜，那個農民四萬元的醫療費對見過大世面的臧教授來說，實在是小菜一碟。有一個電信局幹部，姓劉，得了跟我父親一樣的病。但電信局效益好，是實報實銷的公費醫療。臧教授一看，好哇，來了個冤大頭，於是每個療程都拼命加“好藥”，一次化療就花了他將近五萬塊錢。到了二○○二年三月我父親離開A醫院轉到B醫院時，姓劉的已經花掉了將近七十萬了。同樣的病，同樣的病房，費用差距卻這麼大。可見臧教授對我們這個小康人家，還算是下菜下得很準的。

方法四，多餘的檢查。

所有看過病的人都有體會：現在到醫院看病，醫生們首先會讓你做一個又一個檢查，動不動就是成百上千的全身CT、核磁共振。本來檢查作為診斷的依據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問題是，一些缺乏職業道德的醫院為了多賺錢，強迫醫生讓病人做很多完全不必要的檢查。有些檢查是不過是多花幾個錢而已，比如心電圖；有些檢查則是有害的，比如頻繁的X光透視。

自從我父親住進A醫院，各種檢查就成了家常便飯。反正我們患者和家屬也不懂那些檢查是必要的，那些是不必要的，人家讓查就查唄。但是至少有兩回他們讓父親做了完全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檢查，一次是父親第二次化療期間，要父親做骨掃描，花了六百多塊。其實我父親這個病臧教授心裡很清楚，肯定是要侵蝕骨頭的，漿細胞控制住了，骨頭就好些；漿細胞升上去了，骨頭就被侵蝕。可臧教授還是要我父親去骨掃描，等到結果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