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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酒拿來給犯人吃喝。只要犯人吃得下、喝得下，押送計程車兵是絕對不會催促的。當時也沒有“劃清界限”的概念，允許犯人的家屬在路邊祭奠。有一次槍斃一個犯人時，我父親看見犯人的親朋好友路祭，就在路邊擺了一張八仙桌，桌上放滿酒菜，還燒著香。犯人從面前走過，跟那些親朋好友道了別，交代了身後的事情以後，才從容坐上黃包車離去。這時犯人的親朋就對著犯人跪拜，哭聲震天。我父親看見下跪的人里居然還有鬚髮皆白的老者，應為犯人長輩，就覺得好奇，於是問人家為何給晚輩下跪，人家回答道：“黃泉路上之人為大。”

還有一次，碰到一個槍斃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那漢子戴著一頂瓜皮帽坐在黃包車上，看到路邊有一個點心鋪，就要點心吃。前面開路的號兵見他要吃東西，就停了下來等著；押送計程車兵則趕緊跑到點心鋪裡，不一會兒就端出滿滿一大盤點心，各式各樣的都有。那個年代點心還是相當珍貴的，但是到了那個時候，犯人們一般都沒有什麼心思吃喝了，一般只是吃上兩口，意思一下罷了。那個犯人就吃了兩口點心，旋即又“呸呸”地吐了出來。又往前走了幾步，看見一個賣煙的鋪子，於是犯人要煙抽。押送計程車兵又趕緊跑進鋪子，拿了一包“大前門”抽出一支，給犯人點上。那時侯“大前門”是僅次於“白炮臺”的高檔煙，一般的老百姓是抽不起的。犯人嘴裡叼著煙繼續坐著黃包車前行，又看到一家賣酒的，就把煙一吐，又要喝酒。也是那些押送計程車兵，給他抱出一個酒罈子，一口氣喝了三碗。再往前走到一個十字路口，犯人的老婆在路邊祭奠，見到他更是哭得死去活來，直在地上打滾。犯人大概想跟老婆交代點事情，就吩咐士兵把她叫來。士兵連忙去叫他老婆，但那女人正傷心欲絕，任憑當兵的怎麼勸，只是在地上哭著打滾。犯人等了一會兒不耐煩了，就上了黃包車，說：“走！走！”這一下，他老婆驚慌起來，也不哭了，爬起來跟在後邊攆。犯人見狀，又吩咐車伕停下，跟他老婆交代了一些事情以後，又繼續前往刑場。刑場附近已經圍了一大圈看熱鬧的人，還有幾個騎著高頭大馬、戴著白手套的監刑軍官。犯人因為畏懼死亡已經不能行走，就由兩個士兵一左一右從黃包車上攙扶下來，後面還跟著一個執行死刑計程車兵。走到行刑地點附近，兩個攙扶犯人計程車兵和執行死刑計程車兵交換了一下眼色，二人同時一鬆手並把犯人往前一推，行刑兵槍聲就響起了。只見那犯人的瓜皮帽往天上飛了一丈多高，幾乎和人同時落地。圍著看熱鬧的人群中有一些專看殺人取樂的遊手好閒之輩，此時就鼓起掌來，大聲叫好。

執行死刑的犯人，絕大部分都是畏懼死亡的，到刑場後多半需要人攙扶著走。也有個別充英雄好漢的，嘴裡就嗚裡哇啦地喊點什麼。但是，他們實質上也怕死，因而都是面如土色，連舌頭往往也不聽使喚了。即使在離他們幾步之謠的地方站著，也聽不清他們嘴裡喊的究竟是什麼豪言壯語。

當然，這種相對比較寬厚的處決方式只是用在平時，而到了戰時就沒有這種寬待了，特別是到了臨近滅亡前夕，國民黨鎮壓異己也更加瘋狂。第一次開封戰役前不久的一天早晨，我父親在警備司令部對面的一個小店裡買醬油，恰好遇到一個國民黨士官出來買菸。那個士官雙眼通紅，一看就知道是很長時間沒休息好。這時小店老闆和他開玩笑：“蔡班長，昨晚上又到哪裡賭錢去了，怎麼眼圈熬得通紅啊？”蔡班長連忙辯解道：“哪裡的事！”看看左右只有父親一個小孩子，於是壓低聲音對掌櫃的說道：“最近天天夜裡活埋學生，昨天忙了大半夜，好幾十個哪！有些女學生可真漂亮啊！可惜，可惜！”他也感嘆道。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崢嶸歲月（1850～1949）　十三、祖父病逝

我的祖父在年輕時感染了肺結核病，當時只知是“肺病”、“癆病”，也沒有什麼有效的治療方法。隨著年齡的增大，特別是八年抗戰時期四處顛簸，他的肺病越來越嚴重［霸氣　書庫　…wＷw。QiＳuu。cＯm］，經常咯血。到了一九四六年，祖父的病情愈發沉重，基本上在家休養。此時的他已難以再掌管民政的職責了，於是上面給他安排了一個“視察委員會主任”的職務。其實祖父擔任“視察委員會主任”職務以後也沒下去視察過什麼，只是下邊的人拿來檔案，他臥在床上圈閱。祖父這個人敬業，即便是重病臥床，也依舊每天辦公到深夜。經常是邊看檔案，邊劇烈咳嗽。病重時，祖父的渾身都在發抖，但父親看見祖父拿筆的手只要一挨著紙，就不再顫抖了。

當時給祖父治病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