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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被當作下一個“白旗”，人人都爭先恐後地使出吃奶的力氣打人以顯示自己“積極”。那些被打的農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號連連。就如同擊鼓傳花遊戲一樣，每一次休息都必須從十幾個人裡找出一個不幸者進行毆打。

儘管赫魯曉夫嘲笑毛澤東的“大躍進”，中蘇關係出現了齟齬，但五十年代“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慣性還存在。所以那時河南農村還流行佩戴肩章，村幹部紛紛在自己穿的中式對襟棉襖上也縫上了肩章，有的竟然還斜披著類似現在商場促銷員戴的綬帶，看上去不倫不類。我父親曾經見過幾個村幹部手持大棒，穿著戴肩章的黑棉襖，厲聲呵斥幾個蹲在地上挖野菜的農婦。那幾個農婦連頭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膽戰心驚地一味幹活。村幹部們對管人有特殊的癖好，已經不滿足於奴役那些老實巴交的農民了，想把手伸到這些“洋勞改”身上。有一次，幾個村幹部跑到農場來找農場管教幹部談話，說這些“洋勞改”活得實在太滋潤了，消極怠工；如果能把“洋勞改”們交給他們管教，保證會讓犯人俯首帖耳、拼命幹活。可農場有政策，管教幹部當場拒絕了村幹部的無理要求。村幹部們白費了半天口舌，只得恨恨地走了。

在大躍進時期，我國部分農村實行一種只有太平天國的“聖庫”制度和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才能與之媲美的偉大措施：“聚家並屯”，這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大捷徑。由於官方蓄意把這一段歷史從人們的記憶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對“聚家並屯”這個詞已經感到非常陌生了。那麼，什麼叫“聚家並屯”呢？就是實行所謂的“軍事共產主義”，以一個縣為一個團，一個公社為一個營，一個村莊為一個連，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勞力、女棒勞力、少年勞力、老弱病殘等幾個特徵分開，分別住在不同的“連隊”（村莊）裡，分配以不同的勞動定額、不同的糧食定量。不到規定的時間，親人們互相不允許見面。我父親他們到農村演出時，當地的“聚家並屯”已經實行了一段時間，所以看演出時，臺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兒童一片，基幹民兵持槍在各個片中間來回巡視，以防止親人見面後互相交談。

“聚家並屯”實行後，農民被迫從世代居住的村莊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發生了大遷徙，原來的自然村落變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殘村”。由於老弱病殘不進行“重”體力勞動，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實際上，以正常的標準來衡量，“大躍進”期間老年人從事的勞動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飢餓和勞累中悲慘地死去，死時連親人的面都見不到。

一九五八年底，我父親所在勞改營的犯人從杞縣集體轉移到河南焦作的新河農場，當時場部位於焦作市南郊。他們的豫劇團也就經常到附近的大鍊鋼鐵工地演出。第一次演出時，我父親來到一個位于山坡上的工地，頓時被一幅壯觀景象驚得目瞪口呆：一望無際的土高爐，一望無際的、像萬國旗一樣的花花綠綠的帳篷（「注」這些帳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單縫成的，五顏六色，因而看上去像萬國旗），一望無際的新墳頭。等到走近一些，我父親看到每座墳頭前都插著一個木牌，上面用墨汁寫著死者的名字和生卒年份。那些木牌都還很新，連樹幹自身的白色都沒有褪去。上面無一例外地寫著：×××，一九××～一九五八。

和父親住上下鋪的前宜陽縣張縣長是個有良心的、真正的共產黨人。張縣長跟我父親關係很好，二人之間無話不談。他在目睹了這些令人髮指的場面後，找了個沒人的地方放聲大哭了一場。一天夜裡，被這些的殘酷現實折磨得無法入睡的張縣長偷偷叫醒我父親，小聲對父親說：“我幹了半輩子革命，跟小日本鬥、跟老蔣鬥、跟地主老財鬥，為的就是讓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當年我槍裡來雨裡去，老百姓為支援和掩護我們做了很大犧牲……誰反對共產主義，我會馬上砸爛他的腦殼，可是難道……共產主義竟然要用這種方法來實現嗎？”這番話把父親嚇得面如土色，因為同屋的犯人中間，前N地委組織部陳部長是奸細，經常向組織上彙報其他犯人們的言行，如果被他聽到，那張縣長算是徹底完了。於是，我父親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夢中的陳部長，示意張縣長別再說了。

一九五八年，我母親居住的滑縣也開始“大躍進”，要大鍊鋼鐵趕超美英。村幹部先說要“十五年超英趕美”，後來又說“七年超英趕美”。村子裡豎起了土高爐，但滑縣不出鐵礦石，就把農民家裡的鐵鍋、鐵勺、甚至農具拿去當原料鍊鋼，沒有燃料就砍樹。鍊鋼並非什麼人、什麼條件都可以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