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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卡”聞名於世）、烏克蘭小白樺藝術團和東德警察藝術團的演出。蘇軍紅旗歌舞團是蘇軍藝術水平最高的文藝團體，演出時盛況空前。其演奏的曲目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神聖的戰爭》和《太陽落山》這兩首歌。當時父親有一位戰友，看完演出後激動不已，說聽這兩首歌時“渾身起雞皮疙瘩”，父親聽後大笑：“起雞皮疙瘩可是個貶義詞啊。”那位戰友連忙爭辯，說：“哪裡呀，我這是激動，從來沒聽過這麼震撼人心的歌！”朝鮮人民軍藝術團水平則比蘇軍歌舞團差遠了，父親只記住了他們那個報幕員，報幕時嘴裡發出“歐窮空龍……”之類難聽的喉音，演出內容全記不住了。東德警察藝術團來了四個人，當時穿的衣服跟納粹的還有點像，肩章如同銀色的麻花一樣，全是吹銅管樂的。來自貝多芬和巴赫故鄉的藝術家們確實不同凡響，銅管樂吹得如同絃樂一樣柔和，在中國演出了很多場次，當時招待得相當豐盛。可能是因為當時東德正處於戰後重建階段，生活過於艱苦，那四個東德警察後來竟然不想走了，堅決要求到中國的各大城市、大廠礦、甚至農村去做常年巡迴演出。

一九五五年，部隊開始實行軍銜制，父親被評為準尉軍銜，我們家以前曾有一張他當時的照片，穿著嶄新的蘇式軍服，胸前彆著紀念章，顯得英姿勃勃。可惜後來搬了好幾次家，那張照片找不到了。年輕的父親有文藝的天賦，什麼樂器拿來一學就會，又非常勤奮刻苦，無論鍵盤樂、絃樂都很精通。後來，父親在部隊文工團幹過一段時間，而他的手風琴獨奏《東方紅》還曾經在電臺播出。有一年元旦，在武漢璇宮飯店（「注」位於今武漢市漢口江漢路）召開了來華專家聯歡會，部隊派父親他們幾個為來華的蘇聯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家們助興。聯歡會上觥籌交錯、歡聲笑語，一片團結友誼的氣氛。

在武漢時，我的父親還看了一部西班牙電影《黑帆》，講的是西班牙宗教改革時，新教和舊教之間教派衝突的事情。電影的一些情節至今他還記得清清楚楚：信仰新教的和信仰舊教的勢同水火，各自手挽著手組成隊伍大打出手；抓住“異端”教派的人以後，就把這些人綁在鐵柱上燒成焦碳……看完這部電影以後很久，父親一直想不明白這部電影在講什麼意思：裡面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幹嗎非要爭得你死我活？為什麼一定要用如此殘酷的方式懲罰那些異端？這些疑問困惑了我父親很久，直到十幾年後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看到電影中的情節在中國各地街頭一點都不走樣地上演時，才恍然大悟。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九、“雙輪雙鏵犁”事件

雙輪雙鏵犁是五十年代傳入我國的一種新型農具，這種犁有兩個犁鏵、兩個輪子，其特點是這種犁耕過以後，可以犁出互相平行的兩條、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溝壟。對比原來使用的單鏵犁、木犁和七寸步犁來說，雙輪雙鏵犁在理論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少。這種犁缺點是比較笨重，體積龐大，犁地時需要五、六頭牛才能拖動。因此，雙輪雙鏵犁適用於地塊平整、土壤層比較深的大平原地區，比如說中國東北或者俄羅斯的東歐平原，而不適用于山區或者丘陵地帶。

按理說，一項新技術發明以後，只要能提高效率，人們自然會喜歡、接受。我國是“七山一水一分田”，大部分耕地處於山區或者丘陵地帶，地塊小、不平坦而且土壤層淺，雙輪雙鏵犁並不適用。因此，多數中國農民並不喜歡用這種犁。一些基層的幹部對當地的情況比較瞭解，也抵制這種犁。然而，在毛澤東對“雙輪雙鏵犁”表態之後，全國就開始強制推廣和使用雙輪雙鏵犁。那些抵制“雙輪雙鏵犁”的幹部，卻被指責為“右傾”、“保守”等遭到打擊，有的地方甚至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很多幹部在槍林彈雨中沒有倒下，在糖衣炮彈前沒有倒下，卻栽倒在雙輪雙鏵犁這個“不祥的蛋”面前。

在各地批判、撤換了反對使用雙輪雙鏵犁幹部們以後，全國工廠日夜加班緊急生產雙輪雙鏵犁，據說數量高達五六百萬套。但是，強扭的瓜不甜，有些地方沒有如此之多的牲口，有的地方土壤不深處就是石頭，因此根本就無法使用雙輪雙鏵犁。於是這些“先進”的犁被束之高閣，然後又被銷燬。“雙輪雙鏵犁”事件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而且打擊了很大一批實事求是、敢講真話的基層幹部，換上來的都是些一味迎合上面、眼睛朝上不朝下的人，這為“大躍進”期間假話、空話、大話滿天飛，不按客觀規律辦事，埋下了危險的伏筆。

“雙輪雙鏵犁”事件發生之時，我的父親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