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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　２０　世

紀的頭　２０　年，入學的學生只有不到一半完成了他們的學業。對大部分“退學

學生”來說，吸引他們的顯然是想掌握的英語知識，而不是基督教的文科教

育。

基督教院校沒有擺脫　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後期的民族主義洪流。①在　３０　年代，

它們日益把它們的課程世俗化，並且漢化了它們的教職員和行政管理；但是

它們外來的特性是擺脫不了的。

１９　世紀從醫的傳教士，首先自視為福音的傳佈者。在教會診療所和醫院

治療病人，也是為了使病人能受到福音的感召。逐漸地，醫藥工作的專業化

發展起來了，這反映了觀點的變化，可以與促進教育工作專業化的觀點的變

化相比。１９１９　年，據報告在　６９３　個新教駐紮中心中，有　２４０　箇中心共開辦了

３２６　個醫院。每個醫院平均有　５１　張病床。病床共　１６７３７　張。這些醫院有　４６４

名外國醫生、２０６　名外國護士以及約　２６００　名中國醫務工作者（其中只有少數

人是合格的）。像佈道會事業的其他部分那樣，這些醫院都位於城市地區，

並集中在東部沿海各省。如以上材料所示，受過訓練的醫務人員只是非常稀

疏地分佈於這些機構；很少機構有一個以上的傳教士醫生定期駐在那裡。除

了幾個突出的例外外，它們是實用的，但也是相當簡陋的機構。

在華的西式醫學教育，是作為佈道會醫務工作的派生物開始的，它從工

作負擔過重的醫生對其助手的非正式的訓練發展起來。到　１９１３　年，共有　１１

所人員配備和裝置不齊全的小醫學院，其中　８　所培養男生，３　所培養女生。

只有北京的協和醫學院（１９１５　年由洛克菲勒基金會中國醫藥委員會接管，這

時才正式不再是一個佈道會機構），才接近西方醫學院的標準。改組後的協

和醫學院規模較小（在　１９３６　年全年只有　１６６　名學生獲醫學博士的學位），因

脫離中國農村醫藥的需要而受到批評，但它確實成了一個具有國際水平的訓

練和研究機構。

① 見傑西？格雷戈裡？盧茲：《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年》。

中國的政府機構

外國人的存在，在中央政府的三個部門是非常明顯的，它們形式上雖然

隸屬於中國當局，但在許多方面是在外國人的領導下，並在許多外國人擔任

更重要的副職的情況下，行使實際上的自主權。它們是海關、郵政和鹽務。

海關

在　１９００　年，海關歸總理衙門管轄，１８６５　年起設在北京的總稅務司署，

幾乎每天與總理衙門接觸。到　２０　世紀的頭幾年，海關的組織結構、職責、工

作程式及海關人員的組成，基本上都是赫德（１８３５—１９１１　年）的創造，他作

為　１８６３　至　１９０８　年的海關總稅務司，獨斷地主持這個部門的工作。①

在赫德在華工作的　５０　年過程中，他已經積累了一定程度的個人權力和獨

立性，這些在他開始任職時總理衙門是不可能想到的，而且它也肯定不會讓

他得到。但是，根本不必懷疑他首先向誰效忠；在這幾十年期間，總稅務司

不斷地對他的外籍員工強調，他們和他本人都是中國政府的僱員。但是到了

１９０６　年，赫德已　７１　歲，而且身體不佳；他的退休是近在眉睫了。在清朝進

行改革運動的十年中，要以一個同樣強有力的外籍繼承者代替赫德，是根本

不可能的。１９　世紀也許較為溫和的“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已經讓位於更兇

狠的國際對抗。到了　１８９８　年，當時的整個關稅收入，已經成了償還因支付日

本戰爭費用和馬關條約所強加的鉅額賠款而簽訂的外國貸款的保證，從而使

海關實際上成了為外國債主要債的機構。１９０１　年，當關稅收入中未用於償付

債務的餘額和條約港口　５０　裡內的關卡——這時由外國稅務司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