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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期的存款從　１１．２３　億元增加到　３７．７９　億元。增額中有許多是來自“四大”

政府銀行的增長。１９２８　年，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有資

本和儲備　６４００　萬元，或總數的　３４％；到　１９３５　年，數字是　１．８３　億元，或總

數的　４１％。四家銀行的存款總額　５．５４　億元，或佔　１９２８　年存款總額的　４９％；

到　１９３５　年它們是　２１．０６　億元，或總額的　５６％。到　１９３５　年底，政府掌握　１．４６

億元，或　１０　家銀行（包括四家政府銀行）資本的　４／５。這是總資本的　４９％和

全部現代銀行總資產的　６１％。其他最主要的私人銀行都在“四大”銀行的控

制或影響之下，許多互相關連的董事會把主要的地區銀行集團、政府銀行、

錢莊組織，以及它們所投資的保險業、商業、和工業企業拴在一起。省銀行

中最大的廣東省銀行，擁有全省和地方銀行總資產的　４０％，與中國銀行有密

切的關係。政府與私人銀行之間的合作，便於滿足財政部借錢的需要，但也

把資金從私營生產和商業轉移走了。此外，建於　１９２８　年的中央銀行在貨幣供

應和信貸方面也沒有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央銀行；它基本上是一種為政府的債

務提供短期資金的工具。①

總之，這是由四家政府銀行統治的一個集中化的銀行結構，它所代表的

銀行資產的集中同以“經濟控制”為特點的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思想的總目標

相一致。不過，這種控制所指向的目標，主要地不是經濟的改革和發展。在

３０　年代，銀行給政府提供信貸被用在以武力統一中國上——在南京政權看來

這是頭等大事。儘管許多中央和省級政府機關忙於制定計劃，但沒有剩下多

少發展經費。

即使根據公開出版的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年的資料（它不可能洩露政府軍事費用

① 弗蘭克？M。塔馬格納：《中國的銀行業與財政》，第　121—196　頁；宮下忠雄：《論中國銀行系統》，

第　103—221　頁；德永清行：《論中國的中央銀行》，第　235—350　頁；安德烈亞？李？麥克爾德里：《上

海的錢莊，1800—1935　年》，第　131—185　頁。到　1934　年底只有中央銀行和農民銀行是政府完全控制的。

南京擁有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股份的　20％，在任命關鍵人員時具有某種影響；但這兩家銀行表現出相當

大的獨立性，有時侯還反對政府的財政和貨幣政策。1935　年　3　月，在一次由財政部長孔祥熙執行的經周密

計劃的突然行動中，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被“收歸國有”。

的總數），年支出的　４０—４８％被用於軍事目的。軍事撥款、公債和賠款的還

本付息加起來——大多數借款出於軍隊的需要——佔每年總支出的　６７—８５

％。“政府”開支中一個過大的部分，是徵稅的費用——例如，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佔　１．２　億元中的　６０００　萬元，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佔　１．２２　億元中的　６６００　萬元。

公共工程的撥款很少，福利開支幾乎不存在。

雖然政府開支只佔國民收入的一個相對小的部分，但上述的收支模式傾

向於對經濟發展和國民黨政府的穩定都產生一種消極影響。在　３０　年代，軍費

開支可能從未超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２％，這當然是真的——１９３３　年是國

內生產總值的　１．２％。逼近的日本威脅是一個真正的威脅。此外，軍事支出

可能產生有實際價值的經濟副產品：道路修建起來，農民士兵學會開動與維

修簡單的機器，某些工業得到發展（例如化學與軍需工業），等等。因此，

“過於龐大的軍隊”這個用語也許部分地反映了新聞界對國民政府從其他方

面來看完全應得的惡評。但是從實際效用而不是從潛在財政資源來看，這樣

說也是對的，即本可用於經濟的私營部分的投資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