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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激與熱情，商會會報卻對此事另有看法：“英國人只是在侮辱了我們，

欺凌了我們，並給我們造成了一切損害之後，才採取了這一步驟。因此我們

不能感謝或讚揚他們”。②

１９２５　年夏天，上海資產階級就這樣沿著危機前業已存在的不同路線分裂

了：老一輩的買辦保守派，新一代的銀行家與企業家，和廣州行會或馬路聯

合會的激進的店主。這一危機的複雜性主要來源於各個不同集團的各不相同

與互相矛盾的態度，而不是由於突然變得驚惶失措的資產階級的急速變化。

在開始的時候危機向各商業組織提供了一個居間調停的機會，他們也為自己

的利益而抓住了這個機會。公共租界當局無疑正是為了改變資產階級這一仲

① 尼戈爾？杜裡烏斯：《1925　年五卅運動期間中國報刊的一些情況》，《中國研究手冊》，1（1980　年）。

① 《北華捷報》，1925　年　7　月　18　日，第　20　頁。

① 《北華捷報》，1925　年　7　月　25　日，第　54　頁。

② 《北華捷報》，1925　年　9　月　12　日，第　348　頁。

裁者的地位，迫使他們和僱主們組成共同陣線——從而放棄反對帝國主義的

主張——在　７　月　６　日切斷了電力供應，迫使迄今為止尚未罷工的中國工廠關

閉。

這一行動真的足以使資產階級和革命運動分裂嗎？換個說法，它們之間

曾經有過真正的聯盟嗎？

在　１９２５　年，很多報刊都重新提出了民族團結這一熟悉的主題，並繼續指

出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的康莊大道。③同時，統一戰線的辯證法又

為被認為是分別代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兩個政黨間的合作，提供了理論

基礎。但是當孫逸仙於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逝世時，資產階級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已

經變得很鬆弛。儘管孫逸仙不久前曾經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仍因他在　１９１１

年所建立的業跡而能在他們心中喚起感激和崇敬之情，現在這位他們所信賴

的老革命領袖去世了。在個人威信常常比綱領更重要的政治環境中，孫逸仙

的逝世的確擴大了資產階級和這個革命政黨之間的分裂。

但是，由於受到　１９２５　年五卅運動的巨大愛國熱情的鼓舞，上海資產階級

仍然透過自己的組織支援罷工者。總商會募集並分配了　２２０　萬銀元。①在工

會、學生和教育團體的幫助下，總商會組織了一個臨時救濟會，並透過向來

自英國與日本倉庫的貨物徵收特別稅而籌集了一筆罷工基金。②但是如果把這

種互助理解為一種真正的政治聯盟的表現，那就錯了。事實是，在　１９２５　年夏

天高漲的愛國熱情中，存在一個支援罷工者的普遍運動。連軍閥和北京政府

也提供了資金。③

還有，上海總商會的領袖們傾向於和罷工者談判，正如他們願意同任何

製造麻煩的人談判一樣。和各省城市中的名流一樣，他們也認為自己有責任

維持當地的秩序，並願意為維持“公共治安”而承擔很大的財政犧牲。虞洽

卿的不同尋常的活動在危機期間起著主導作用，是所有談判中的首領，他不

只是作為上海總商會的會長和商界的代言人而採取行動。他在　３　月和　４　月間

曾積極談判建立特別市，並被提名為這個未來的特別市的會辦，使他成了當

地利益的官方代表。④他急於維護自己的威信，很重視公眾輿論：“我們願意

聽取很小的中國組織的最瑣細的批評”。①當罷工者採取暴力行動的時候——

例如　８　月　１３　日　５０００　碼頭工人為向商會索取罷工補貼，劫掠了虞所擁有的三

北公司的兩艘船——他當然更有理由讓步。②

除了僱主們對工人事業的同情以外，上海總商會在　１９２５　年夏天對罷工者

的幫助，還反映出他們害怕群眾運動，反映出他們以儒家社會和諧理想為名

而實行妥協（以及被外國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