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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援。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只要是商人，不都同樣需要安全嗎？他

們必須團結一致以求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國人和英國人完全相信本地資產

階級的默契，他們的商會和僑民協會在關於加強外國人對中國的控制的共同

綱領中，結論性地提到，“中國主要商界和銀行界都同意，他們對局勢的混

亂感到不滿，只是自己不敢採取行動”。③

中國商人真的不敢採取行動嗎？《北華捷報》責備他們“巧妙地裝聾作

啞”；①但是，難道這不恰好表明中國資產階級拒絕參與他們認為與自己的利

② 穆藕初：《花貴紗賤之原因》，《上海總商會月報》，3。2（1923　年　2　月）。

③ 《遠東商業公報》，1923　年　3　月，第　41—42　頁；《北華捷報》，1923　年　2　月　17　日，第　426　頁。

④ 《使團與禁棉出口令之取消》，《銀行月刊》，3。7（1923　年　7　月）。

① 《北華捷報》，1923　年　5　月　19　日，第　471—472　頁。

② 伍德海編：《中華年鑑，1924　年》，第　819　頁。

③ 《密勒氏評論報》，1923　年　7　月　7　日，第　172　頁。

① 《北華捷報》，1923　年　6　月　30　日，第　859　頁。

益、尊嚴，甚至是與自己的生存不相容的做法嗎？中國商人的確是把臨城事

件視為國家的恥辱，並竭盡自己的一切可能幫助解決這一事件；各主要商會

甚至派出代表親赴出事地點與綁匪談判。儘管這一事件是可悲的，但它卻不

能證明因此就應該對中國實行國際共管。

“敝會深信各友邦與敝國均有多年之友好關係，必不致因一地方之騷擾

事件，而遽有損敝國主權，惹起敝國人民反感之行動。”②各行業組織和各商

會並由此而更進一步採取攻勢，將這一事件的責任加到那些提供“助長內亂

之借款與軍械”的“各國銀行及軍械洋行”。③

各商會和商人團體的行動得到了共產黨人的稱許，譽之為對“帝國主義

助長中國內亂”有了認識。“我們希望全國商民總動員反抗外國帝國主義主

亂中國”。外國人採取強硬立場，並且拒絕與中國資產階級合作，豈不是要

將他們驅向革命嗎？資產階級怎能經受這種要命的選擇呢？但是它又怎能逃

避得了呢？

革命運動的興起和資產階級日趨孤立

１９２３　年孫逸仙與共產黨人的合作和“統一戰線”政策的逐步形成，給了

革命運動以新的推動力：廣州根據地的建立、工會主義的興起、１９２５　年偉大

的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以及前一章提到的北伐，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

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識分子協力支援革命，而資產階級——既包括“舊制

度的資產階級”，也包括新企業家資產階級——卻離它越來越遠。五四運動

時期使人們團結一致的民族主義口號，再也不能抑制當前各種社會與政治的

對立。於是鬥爭迭起——在商會與孫逸仙之間，在商團與國民革命軍的軍校

學生之間，在工會與商會之間。

１９２３　年秋季在廣州發生的關餘事件導致了孫逸仙與列強之間的直接對

抗。儘管幾個月前臨城事件造成了緊張氣氛，資產階級還是拒絕支援孫逸仙

的行動，因為他選作挑戰的領域早已被資產階級認為是他們的獨佔禁區。廣

州政府發起的攻勢實際上有使償還內債的體制受到損害的危險。

在大戰末期，海關稅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結餘，外國銀行將這筆餘

款交給中國的中央政府處理。１９１９　年廣州軍政府要求分得，而實際上也的確

分得了一部分（１３．７％）供自己使用。廣州政府在　１９２０　年被驅逐，停止了這

項要求。孫逸仙在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重新掌權以後，他要求重新獲得這筆款項，並

要求清償欠款。但在此期間，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中國總統已釋出命令將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