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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研究，見莫里斯？邁斯納：《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

即流轉。”③李選擇創造階段作為形而上歷史過程的最初狀態。在這個以兩種

性質相反的成對的定性力量為特徵的現象宇宙中，年輕、春天、誕生、創造，

其存在只是由於它們對它們的對立面——滅亡、冬天、晚年和毀滅的相對性

的依賴。但越過現象，作為整體的宇宙應當在時間本身的狀態下予以考慮。

這裡，時間現象的特徵——差別、相對性和變化——應當與它超自然的狀態

——絕對、一致性和恆定相對照。因此，“年輕”、“春天”、“今”都是

超自然的實在：這些發展階段的活力振盪一切。“不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

殺今日白首之我，並且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殺來日白首之我。”①對李大釗來

說，這種超驗的意象所含有的社會啟示是，保守主義者應當被認為是與宇宙

的活力不協調的，人對現在唯一真正的利用是去鬥爭以創造未來。生物學的

和感情上的訓誡是否定死亡——或者是自我、國家的，或者是有形宇宙的。

對於李大釗的氣質來說，對讚美詩的一種歡快的衝動是基本的，這一點，

早在　１９１５　年，當他在被廣泛閱讀的書面意見交流中指責他的朋友陳獨秀在國

家困難面前悲觀厭世時，就可看出。②但是，國內新文化運動的傳播和歐戰結

束時期世界變化步伐的加快，在兩人心中都激起了希望。陳獨秀認為這些事

件證實了他的信念，即歷史中的促進力量是由文化和制度的原因與結果的復

雜相互作用而產生的：“一種學說可產生一種社會，一種社會亦產生一種學

說。影響複雜，隨時變遷。其變遷愈複雜而期間愈速者，其進化程度乃愈高。”

③他們對當代事務的注意變得非常專注，以致李和陳在　１９１８　年創辦了第二種

雜誌《每週評論》，專用於國家和世界政治的討論。

最初，協約國在世界大戰中的勝利看來似乎是絕大的事件，標示了時代

的偉大轉折點。不僅曾經把歷史的目標與西方民主和科學進步等同起來的《新

青年》，而且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的方案，指望協約

國的勝利完全改變帝國主義者侵害中國主權的近代程序。不過，李大釗於

１９１８　年向布林什維克革命致敬卻證明具有更重大的意義。當他迎接　１９１９　年

的新年，利用年號的改變所包含的更新的歷史象徵主義把它當作新紀元的開

端時，他使人明白，他現在預知進步的模式將由馬克思所預示的經濟生產製

度形成：

從今以後，大家都曉得生產製度如能改良，國家界線如能打破，人類都得到一個機

會同去作工，那些種種的悲情、窮困、疾疫、爭奪，自然都可以消滅……從今以後生產製

度起一種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

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這是新世紀的曙光！在這曙光中，（多少個性的

屈枉，人生的悲慘，人類的罪惡）都可望像春冰遇烈日一般，消滅漸淨。（多少歷史上遺

留的偶像，如那皇帝、軍閥、貴族、資本家、軍國主義）也都像枯葉經了秋風一樣，飛落

在地。①

１９１９　年和　１９２０　年，在許多激進的中國人當中迅速傳播開來的對於馬克

思主義的興趣，同樣是由這種對勝利的自由民主大失所望激發出來的；對自

由民主的失望促使新傳統主義者在戰後抨擊“唯物質主義的西方”中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