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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的追憶，

使之溶入更加廣泛的中國國家歷史的圖景中，以使創作不像大多數早期的五

四文學那樣以自我為中心，從而對讀者更有意義。在一定程度上，魯迅巧妙

地將這兩種激情熔鑄成了一個藝術的整體。但是這種民眾與個人兩方之間的

創造性的相互影響的關係，其結果並不總是和諧的。

當錢玄同第一次要求魯迅給《新青年》投稿的時候，魯迅用一個含義深

刻的暗喻來回答：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

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

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②

在一個充滿漫無節制熱情的和樂觀的時代魯迅竟有如此陰暗的想象，足

以證明他與眾不同的心態。一間鐵屋子沒有窗戶可透進一點光亮——的確是

一幅黑暗封閉的圖象——這就是他所認為的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恰當的象徵。

這一明確的資訊當然是在號召思想啟蒙。但是這一似非而是的比喻還暗示一

場不祥的悲劇：那些“較為清醒的人”當他們被驚起的時候，也會和那些“熟

睡的人們”一樣，得到同樣的結果，而魯迅並不曾指出搗毀這鐵屋子的任何

途徑。隨著他的故事情節的開展，“鐵屋子”這一主題也在少數清醒者或半

清醒者與熟睡的大多數人之間的一系列悲劇性的對抗中，得到發揮。這些熟

睡者的不覺悟，往往由於他們愚昧的殘忍行為而變得更為惡劣。孤獨者這一

中心形象和群眾的對立，揭示出魯迅對自己的“民族主義”和無法解決的“個

人主義”與“人道主義”之間的矛盾，有一種左右為難的感情：換句話說，

就是在對社會思想啟蒙的責任感和無法克服的個人悲觀主義之間深感不安。

魯迅在他的幾篇小說中描寫過“群眾”：《孔乙己》中咸亨酒店裡的顧

客，《狂人日記》和《明天》裡的鄰居，《祝福》和《風波》裡的村民，尤

其生動的是未受到充分重視的《示眾》中的看客。在譴責群眾中某些老一代

人的時候，他達到了自己諷刺藝術的頂峰，例如《高老夫子》、《肥皂》和

《離婚》。透過對這些個人或集體的速寫，魯迅拼整合一套自己同胞的畫像

——一個居住在“懶散、迷信、殘忍和虛偽”社會里的民族。①他揭露了一個

陰暗的、“病態”的急需救治的社會。這種“病態”的根本原因，在魯迅看

來，並不是體質上的或環境方面的，而是精神上的。自　１９０６　年他決定放棄醫

學轉而從事文學之時起，就一直不倦地透過文學以探求群眾的“精神”內容

和深入揭示中國的“國民性”，這種努力左右著他對群眾的看法。魯迅探求

的結果雖然在他的許多著作裡都可以找到，卻最完整地表現在他最長的一篇

故事《阿　Ｑ　正傳》中。

魯迅在他這篇最著名的作品中並沒有展示出一位強有力的個人英雄，而

是創造了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平庸人物——阿　Ｑ，普通人之中的最普通的

人，群眾中的一張熟悉的面孔。因此阿　Ｑ　的傳記可以瞭解為中國群眾概括的

寫照。阿　Ｑ　的許多缺點也為作為一國之民的中國人所共有，可以歸納為兩種

壓倒一切的反面品質：他的“精神勝利法”，一種自我欺騙的將失敗轉變為

② 魯迅：《吶喊自序》，《吶喊》，第　10　頁；英譯文載楊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