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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話說）。新的

藝術的叛逆者們已經對空洞的浪漫主義的人文主義感到厭倦；１９　世紀生活中

的人性內容，連同它的“資產階級重商主義和粗俗的實用主義”，在他們當

中引起了“一種對生存形式或生物形式的真正厭惡”，從而導致了以前在浪

漫主義和現實主義藝術中佔統治地位的人的因素的逐漸消失。②新的現代精神

同時又是反理性主義和反歷史主義的：正如喬治？盧卡契曾指出的那樣，“現

代主義對人類的歷史感到失望，拋棄了歷史線性發展的觀念”。③這種失望的

感覺是對實證主義的進步觀點和啟蒙時期的理性觀念感到幻滅的結果，它使

現代主義作家與藝術家喪失了對現在看起來毫無希望的難於駕馭的和正在異

化的外部世界的興趣；他們寧願以一種主觀主義和反傳統的極端姿態，透過

自己的藝術創造來重新發明一種關於現實的新的說法。

從這樣的背景看，中國人關於現代性的概念表現出一些很突出的不同之

處。自清末以來，日益“面向當前”的意識形態（與古典的面向過去的儒學

相對立），無論在字面上還是在象徵性上都充滿了“新”的內容：從　１８９８

年的“維新”運動到梁啟超的“新民”概念，以至五四時期出現的“新青年”、

“新文化”和“新文學”，幾乎所有為將中國從過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以建

立“現代”國家的社會和思想運動，都伴隨著一個“新”字。因此在中國，

“現代性”不但表示對當前的關注，同時也表示向未來的“新”事物和西方

的“新奇”事物的追求。①因此在中國，這一關於現代性的新概念似乎在不同

的程度上，繼承了人所共知的幾種西方“資產階級”現代性觀念：進化與進

步的概念，歷史向前運動的實證主義信念，對科學與技術的有益的潛力的信

心，以及廣闊的人文主義框架中的自由與民主的理想。正如許華茨教授所指

出的，一些這樣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在嚴復和他同時代人的著作中，被加以非

常“中國式”的重新解釋：對個人的信心與所設想的努力實現民族富強目標

的強烈的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②就這樣，這一中國式的觀點並沒預見到個人

與集體必然要分裂。

當五四那些反對傳統的人向傳統展開全面總攻擊之際，他們那種感情激

動的氣質導致了浪漫主義的自我肯定，而與　２０　世紀初中國充滿“市儈”習氣

的社會相對立。雖然五四作家們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西方美學的現代主義在

藝術領域的反抗意識，卻並沒有對科學、理性和進步失掉信心。在文學方面

對“現實主義”的追求，實際上很像奧特加？依？加西特對作為一個整體的

１９　世紀歐洲藝術家所作的總結——他們將“嚴格的美學因素降低到最小限

度，並使作品幾乎完全成為虛構的人類現實。在這個意義上，上個世紀所有

正常的藝術都應該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的”。③

普魯舍克在他對中國文學革命所作的另一深刻評價中，也承認　１９　世紀的

② 約瑟？奧特加？依？加西特：《藝術的非人性化》，載歐文？豪編：《文學藝術中關於現代的觀念》，

第　85、92　頁。

③ 歐文？豪：《關於現代的觀念》，第　17　頁。

① 有一位文學史家認為這一對“新”的追求是現代中國文學的主要標誌，而不是使用白話文。參看王哲甫：

《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第　1—13　頁。

② 參看許華茨：《尋求富強：嚴復和西方》。

③ 約瑟？奧特加？依？加西特：《藝術的非人性化》，第　85　頁。

這種影響，但他進一步指出，五四文學的主觀主義和抒情主義“的確在實質

上，和　１９　世紀的文學相比，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現代歐洲文學”——

據普魯舍克看來，這是“中國古老的傳統與當代歐洲情緒互相匯合”①的結果。

麥克杜格爾基本上同意普魯舍克的意見，也強調中國作家對“先鋒派”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