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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有代表性地把科學講授為

一種自然神學，即天意的證明——改良主義者在科學中得以證實未被懷疑主

義的侵蝕所玷汙的佛－道現象學。對康來說，科學的量度手段證明了我們平常

的感性認識的相對性：我們“看見”一個死星天體，但不能看見構成水滴的

旋動著的分子。對譚來說，物質基礎結構的科學理論使作為經驗最終——與

最初相對——真理的相對性幾乎消失。他們兩人都吸取了類似佛教的宇宙

論，並且極力採用大乘佛教的可能有的世界的觀念——星系之外的“世界

海”、“世界海”之外的“華藏世界”，以及“聖智所行”的“算所不能稽”

的“一元”。因此科學加強了他們對客觀的、起決定作用的宇宙的信念，這

個宇宙本身是相對地不受人的意志支配的上帝般的威力的自然而然的源泉。

很明顯，康和譚都不理解科學真理的闡述要由實驗的檢驗來核實。他們

可以隨便把思辨推理的傳統結構作為科學結合進他們的宇宙觀。然而，他們

更相信科學真理，因為一方面以經驗為根據的知識，另一方面數學，看起來

都證實了科學真理。康是一個熱心的天文觀察者，而譚曾進行經典力學方面

的實驗；兩人都迷上了數學，當作一種能夠表示他們認為他們已認清的自然

真理的演繹論證方法。代數學為譚提供了陳述相對數和常數的普遍的宇宙論

關係的抽象方法。康在他把社會道德看作受歷史制約的意義上，是一個道德

相對論者，試圖證明道德的終極真理在歐幾里德的幾何學原理中得到了最好

的表述。

對比之下，嚴復對科學的評價更多地停留在相信驗證的理論上。這導致

他首先翻譯穆勒的《穆勒名學》，然後翻譯傑文斯的著作，努力把歸納法原

則當作所有嚴謹的真理探索的基礎引入中國。即使如此，儘管在引進實證主

義的科學哲學方面起了開拓作用，嚴復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家”，和其他的

人一樣，相信科學事實——特別是達爾文的生物學——證實了他整個進化宇

宙觀的權威性。

自　１９　世紀　６０　年代“自強”運動的初期以來，在治國之術方面，對西方

技術的敏銳而注重實用的評價已是老生常談；不過，改良主義者把科學作為

一種真正的宇宙觀的新信仰，使他們更容易歡迎技術文明的到來。１８９８　年改

良的領導者，採取了順應社會上起改良作用的工業化潛力的基本措施。幾乎

同樣重要的是，他們已逐漸認識到技術的改革是無盡頭的，既需要持續的發

明創造浪潮，也要對今天認為還難以辦到的人類健康和幸福問題可以靠未來

發現的方法予以解決的可能性，持久地敞開大門。把經濟發展和科學進步當

作獨立和國家威力這些民族主義目標的手段，是有價值的，這種看法是改良

宣傳的一箇中心，但是領導者依據自己的權利有效地超過這一點，而把發展

的成果描述為人類的利益。

他們不僅提出了發展戰略性工業如鐵路和礦山的計劃，他們還為生產的

機械化提出了典型的改進了的論據：它會創造就業機會，也會增加閒暇時間；

科學的農業會增加食物供應；現代交通、通訊裝置會促進文明在世界範圍內

傳播。如果說這些見解表明了中國人對　１９　世紀典型的工業進步的信心，那麼

同樣表明這種信心的是，中國改良主義者深信他們不會面臨任何不可克服的

物質障礙而取得成功。對於西方關於中國現代化能力的懷疑，梁啟超重述歐

洲人自己信賴科學方法和發明創造以克服人口及食物供應問題，以之作為回

答。他和其他的人仿效歐洲自己信賴無窮盡的自然資源，假定中國這樣地大

物博的國家對於待開發的資源定有足夠的辦法。存在落後的意識，但為躍進

的精神所彌補，這種精神在　１８９８　年夏天表現得最明顯。所有的改良主義者，

即使是穩重的嚴復，都談到頂多在幾十年內趕上歐洲；他們評論說，歐洲自

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