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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這種主張不僅僅允許解釋性意見，而且是指那些有先見之明的人

的創造性貢獻，他們的主觀精神能夠依靠綜合，領悟全部歷史的連續性。①

最重要的是，主要改良思想家的進化宇宙論形成了一種系列：就作為世

界變化基礎的力量來說，從更大程度上是宇宙論的概念到更大程度上是以人

為中心的概念；從它們比較而言的靜態的模式到更辯證的模式；從較少強調

作為進化過程一個積極因素的現代國家到更多地予以強調。所有這些都標誌

著離開儒家－道家形而上學，朝著更自然主義的、歷史化的、現世的進化過程

模式的轉變。梁啟超提出他對歷史哲學在現代世界中的作用的看法時，既表

明瞭他對上述這個系列的理解，又表明了他置於其上的限制。他說，它將提

② 任公（梁啟超）：《論強權》，《清議報》，31（1899　年）。（據英文翻譯，刪去引號——譯者）。

① 梁啟超：《說群序》，《飲冰室文集》，2，第　3　—　4　頁。

① 見梁啟超以下幾篇論文：《中國史敘論》，《飲冰室文集》，3，第　1—12　頁；《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同上；3，第　12—22　頁；《過渡時代》，同上，3，第　27—32　頁。

供一個宗教信條的替代物：他藉此表示了關於人類社會的一個全面的解釋體

系，即作為事件基礎的因果關係模式，以及暗含於其中的道德目的。對於梁，

和對於其他的改良主義者一樣，進化論提供了一種與現代化哲學相聯絡的個

人競爭的新道德。同時，進化論也賦予未來以宇宙論為基礎的道德目的，允

許他和其他改良主義者一樣指望他們的維新將對完善傳統公認的終極王國有

促進作用。

大同和制度改革的西方模式

進化宇宙論為中國改良主義者對西方文明的力量的解釋提供了框架，強

有力地影響了歐洲和美洲國家被當作發展模式的方式。西方的論述往往認

為，亞洲改良主義者對西方的讚美不過是對西方真正成就的一種過時評價。

這既忽視了改良主義者知識來源方面的限制和偏見，也忽視了中國人透過吸

收這類知識的基本價值體系而隨意給予這類知識的含義。新教徒傳教士和條

約口岸英國化了的中國人，是改良主義領導人員最早的教師，他們無疑都作

為鼓吹者和辯護士而為維多利亞文明說話。中國改良主義者有一個已經在明

治時期的日本經過東亞文化適應性過濾的成功的西化備用模式。不過，這些

論述在對西方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樂觀景象的反應方面，表明中國人正把一種

對於被發現事物的真正見識與他們自己的烏托邦設想結合起來。在這種意義

上，“西方”不僅充當文明的替換物的現真實模式，而且也充當出自中國人自

己歷史想象所設想的理想影象的寶庫。經過改良宇宙論解釋模式過濾的科學

和民主，看來是與“大同”這一最終目標相聯絡的總的宇宙體系的物質和社

會的表現。科學和技術提供了唯物主義的宇宙的景象，其奧妙將產生財富和

力量，這是幾代帝國統治者所無法實現的。民主提出了中國人賴以復興其政

治共同體的制度，使它更接近於永葆青春的“天下為公”的理想。

西方科學對中國改良思想最初的主要貢獻，是作為進化宇宙論本身的理

論支柱。在用物理學概念作為他們的哲學的砌石方面，康有為和譚嗣同都傳

播了一種新的確信，即自然的真理確實能被認識。他們認為，科學證明了所

有現象的相互依存性，對於他們，這種觀念在其文化和社會的應用方面比在

其理論本質方面，更具有革命性。儒家哲學並沒有使人道主義的社會準則取

決於宇宙論的精神和物質之間的區分。這些社會準則在歷史上也沒有與把在

空間中佔有固定位置的人類當作中心的宇宙觀點聯絡起來，或與被唯一的超

然存在能力從自然劃分出去的、在分類上確定的人類的觀點聯絡起來。

因為這個緣故——更因為　１９　世紀傳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