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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之與嚴復、梁啟超受西方啟

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相對照，可以說明上述四人之間的複雜思想關係。這樣

一種分析認為，康、譚傾向於一種國際主義，使人聯想起中國中心體系的“天

下”理想；當他們設想未來典型的黃金時代時，傾向於烏托邦主義，傾向於

信仰儒家“仁”的思想，以之作為一種宇宙－道德原則。對比之下，嚴復和梁

啟超似乎是受他們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性的激勵而採取更為民族主義的、實

用主義的、現世的觀點。不過，在　１９０３　年或　１９０４　年之前，所有這四人的著

③ 王韜：《變法》，重印，載楊家駱；《戊戌變法文獻彙編》，1，第　133—135　頁。

① 托馬斯？梅茨格的《擺脫困境：新儒學和演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以新儒學政治文化為背景，分析新

樂觀主義。

② 康有為：《大同書》。勞倫斯？G。湯普森英譯。

③ 譚嗣同：《仁學》，1899　年《清議報》首次刊出，在其後　15　年中四次重印。我研究譚一直受益於戴維？懷

爾：《譚嗣同：生平及主要著作〈仁學〉》，威斯康星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72　年。

述都對中國的長遠前途表現出一種潛在的樂觀主義，這與他們反帝國主義、

反朝廷的論戰的憤怒而憂傷的語調是不一致的；從整體來看最好把這種樂觀

主義理解為基於超歷史程序的良好本質的共有信念，這種信念將導致逐步地

實現世界大同。

《大同書》和《仁學》這兩部著作的主要貢獻，在於它們表述了結合進

宇宙論的進化思想，這種宇宙論把進化的發展過程與社會變革聯絡了起來。

這兩部著作仍然確信儒家神聖真理將繼續作為變化模式的形而上學源泉，與

此同時，又承認這個世界歷史新階段所預示的社會價值的重新評價。

原來的儒家今文學派，為康有為提供了一種能夠適應全部西方發展理論

的歷史向前發展諸階段的中國圖式。他藉助於這種圖式，以一個發現者的熱

忱去領會分階段發展的歷史變化。不過，一種類似的——雖然是就表面上的

退化觀念而言——超歷史程序的分析（見之於歸屬古文經學派的一篇經文），

甚至是《大同書》的一個更為重要的來源。這篇經文，即《禮運篇》，從“大

道之行也”的遠古黃金時代——一個未受家庭主義或私有財產制度玷汙的“太

平”（大同）世——開始，記述了有關“三世”的學說。按照《禮運篇》的

說法，歷史上的三代聖君治理第二個時代，即“少平”世，這是從黃金時代

退化到了一個以軍事力量和禮儀道德兩者為標誌的世界：“天下為家，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①當康有為把現世作為在孔子時代就已開始的

第三個時代“據亂世”，與將導致世界迴歸太平的將要來臨的“昇平世”兩

者之間的過渡期時，他是在預言這樣一種變化，即擺脫以家長制氏族和部落

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和以統治者對人民或貴族對平民的專制權威為基礎的相

應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將出現一個人民與他們的統治者之間、不同的個

人之間，在其社會關係方面的等級上的懸殊都將明顯縮小的社會。體現這種

人民中新關係的政治形式，將是民族國家和君主立憲政體。按原意，這就是

“變法”，變法將使中國處於與日本和歐洲同等的水平，導致它向昇平的社

會制度轉變。康認為，雖然作為共和政體國家的瑞士和美國的政治制度，已

經顯示出將滲透所有社會關係的萌芽狀態的平等主義，但最後的大同階段距

今仍有幾個世紀之久。在《大同書》中概略描述的這樣一個世界，將沒有任

何以財產、階級、種族和性別為基礎的社會差別。那時，民族國家本身將為

一個全球性的議會政府代替，而所有人民將接受共同的習俗，並在共同的信

念中結合成一體。

由於主張道德完美的社會不應有等級制度的社會差別，康的《大同書》

似乎已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