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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這些電腦組合在一起可以有效地形成一種世界上最大的超級電腦。谷歌不會洩露電腦的數量，也不會更多地談論貯存這些電腦的資料中心。當施密特在2007年4月被問及谷歌有多少計算機時，他答道：“我並不確切瞭解。”然後，意識到這個回答有些忸怩作態，一個CEO怎麼能不知道這些事呢？於是他又承認有“十來個”中心，其中一些還相當有規模。然後他又很高興地新增道：“在一兩年之內，現在大的將會顯得很小，因為發展速度就是這麼快，我們只能不斷建設越來越大的資料中心。”但他又揭示了這樣的可能###：這種增長或許會引起一些不詳的震撼。

施密特、佩奇和布林都沒有及時意識到谷歌的技術成就不必給予褒揚。當谷歌將整所大學的所有圖書館的藏書全部數字化的龐大計劃遭遇法律上的難題和出版商的狂怒斥責時，公司還是感到了震驚。它一直將圖書掃描視為“成規模的”定址工程專案中的一個實踐###問題。它沒有意識到，工程方面的問題倒是不難解決，而關乎智慧財產權及相應法律的問題才是真正的難點所在。

有一次，我到位於加利福尼亞山景城的谷歌總部所在地參加每週一次的全體人員大會，終於見識了公司與全體工程師的精神氣質之間的契合。施密特、佩奇和布林都要出席星期五下午的例會，而不論他們是否在城裡。在公司，他們從來就不是隱居者。他們的辦公室都在一個繁忙的樓層上的小屋子裡，布林和佩奇竟然還是合用一間辦公室。向管理人員提問題的週五例會（TGIF）是官方正式通報、非正式問答會和聯歡晚會的混合形式。雖然只有數百名職員才能擠進這間開會的大廳，但影片埠卻能將實況傳送到世界各地的谷歌分支機構。

引言：這不是一個小公司（8）

當我提出參加一次週五例會的要求時，他們告訴我，這種會議只有職員才能參加。為獲得許可，還費了些時間。但在與公司的公關部門的人士進行了5個月的溝通後，我坐下來同埃裡克·施密特進行了坦率的交談（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促膝長談；那間屋子比蝸居大不了多少）。這次我直截了當地提出要求，希望看到比我採訪各個職員時所能得到的更多的資料。在我提到週五例會之前，他主動提起了它，並建議我參加。他後來再也沒有提過第二次。

我選擇了2007年5月上旬的那個星期五，施密特和布林都不在城裡，所以拉里·佩奇成了唯一的主持人。他先說了些不太重要的通知，做了一個新產品的簡短展示，然後進入當天會議的實質###內容，巧妙地應答著僱員們的各種抱怨。

在世界上所有的工作場所中，這裡應該是最難聽到僱員們的種種不快的地方。每一個能想到的可能影響工作效率的因素似乎都得到了關注。如人所共知，公司提供免費的飲食，早、中、晚三餐的質量足以令老饕心動；為那些在山景城谷歌總部上班的人提供一個地處海灣的羽毛球場，兩名專職醫生提供現場醫療服務——他們也是谷歌的職員；只要有根據就可以獲得補貼；公司的幼兒園就在附近，只需交一點點費用，就可以送孩子入園；工作地點附近還有私人健身教練、理髮館、洗衣店、收集乾洗物品的小貨車、腳踏車修理部、洗車和加油等服務。拉里·佩奇在2004年的《股東手冊》裡告訴谷歌的股東們，要“希望我們增加福利，而不是減少工作時間”，而公司也正是這樣做的。因此，谷歌在2007年和2008年連續兩度被《財富》（Fortune）雜誌評為最樂意為之工作的公司，便不足為怪了。

當然，在星期五的會議上，還是能聽到一些抱怨的。軟體開發師使用的機器太慢；為日程表資訊所用的內建線上日曆不聽使喚；附近的交通訊號燈似乎有故障，由此導致上下班遲到令人惱恨不已；谷歌的日本地圖沒有英文地名的翻譯等。當佩奇將各種不滿逐一記錄時，他顯得樂觀而又有耐心，甚至當事情太瑣碎而妨礙發言者順暢表述時，他也毫不急躁。如果佩奇同意公司採取措施，他就會將所有的問題都歸納為幾點。有一個職工抱怨道，法律部門曾經制定過一條規則，要求從銷售部門向外發出的每一封電子郵件都必須包含一段冗長的、用法律術語表述的免責說明書。佩奇向眾人望去，“誰對此事負責？”一隻手舉起來。“好，不要這麼做了。”聽眾都笑了。（公司的律師是否不加爭辯就放棄，還得稍後決定。）佩奇準備轉入下一個問題，但他###不住又加了一句：“這事兒看起來太奇怪了。”

在會議進行到一半時，佩奇巧妙地處理了一個更加難以準確表述的問題。事關谷歌近期為何解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