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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現場環境。1915年的3月，他真的去了小屯村。我曾經講過，歷史上有一些悄悄的腳步會被人們記住。羅振玉那一天的腳步大概也是這樣。這是一個高層次中國學者第一次來到田野考察的現場，有人說，這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起點。

由於羅振玉的現場到達，甲骨文出現了一個背景性的拓展。它不再是文人書房裡一片一片分散的、片段性的存在，而是變成一個整體氣場。這個氣場，就是殷墟所在地。

中國學者很長時間不到達現場而只顧在書本中爬行的這樣一條道路，由此畫上了一條界線。遺憾的是，直到今天，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還不明白田野考察對於人文科學的重要性，以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們的事。大家還是把尊敬投給那些號稱“書齋學者”，也就是憑著古書臆想著種種時空關係的人。

‖王牧笛：我很喜歡這樣一句話，“書齋裡的思考在社會上往往以反諷的方式得以實現”。羅振玉這種轉向實際上也是對只抱著經典文獻死讀書的一些書蟲的反諷。如果只在書齋裡皓首窮經，可能會少了許多

“在場”的感覺，也會少了對文化的敏感。羅振玉正是憑著這種文化敏感最終成為這個領域的一代大家。

‖萬小龍：但我覺得，這種精神在中國傳統中也並不是沒有一種先知式的昭示啊。像顧炎武就說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還有像陸游所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實際上正是羅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這種實地考察的新學風的歷史前奏。

‖餘秋雨：我很高興你提到顧炎武。在羅振玉之前確實也有像顧炎武這樣的人，靠自己的腳去走了很多地方。顧炎武也做過書齋學者，讀過很多書，但後來，他把遠行考察放到了前面。遠行時也帶一點書，但不可能多，那就要精選了。我很喜歡他的一句詩——“常把《漢書》掛牛角”，可見他是多麼喜歡《漢書》，又知道他是趕著牛行走的。我自己後來在數萬裡考察時遇到困難，總想起這句詩。

中國文明在明代之後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除了顧炎武這樣的特例，再也聽不到大地的聲音，再也得不到大地的活力，那它當然就會在自以為是的系統裡邊慢慢地枯萎。

在安陽，一批偉大的文獻就要出土。這批文獻一直埋在地下，連孔子都沒有讀到過，連司馬遷也沒有讀到過。孔子曾經多次設想過商代，在《詩經》裡讀到商代，但是他也不太清楚商代是怎麼回事，只能踮起腳遠遠地仰望。至於司馬遷的仰望，那就更遙遠了。而現在，商代人占卜用的具體物件就在眼前。如果不做田野考察，我們最多是過去讀書人的孑遺而已，但是一旦面對現場，情況就不一樣了。

確定安陽殷墟是商代的大都城並把它送達當代人的眼前，這是羅振玉的貢獻。

羅振玉身邊出現了一個大學者，他的學問比羅振玉還要棒，這個人叫王國維。

王國維作為中國近現代最傑出的學者，在文、史、哲諸方面都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他留給我們一座巍峨的文化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的城壘上，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這位登上了甲骨文研究最高峰的大學者，和許多古老文明的研究者一樣，也沒有逃脫自殺的命運。一個王國維死了，而一個商代活了。當我們回味著中華古老文明的悠久記憶時，仍舊會對這位大學者的死良久沉思，想著想著，便想成了一部灰色的寓言。

第二課 文明的咒語（4）

王國維比羅振玉小11歲，他們早年的時候就認識，互相之間有比較深的交往。王國維對羅振玉和其他人收集的甲骨都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然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那就是在1917年發表了一篇叫做《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的論文。包括羅振玉在內的不少甲骨文研究者，大多著眼於解釋字的含義與內容，而王國維則把甲骨文當做歷史研究的資料。他在論文裡證明，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裡面所寫的商代的譜系基本正確，是信史。當然，裡面也有一些錯誤，王國維給予了糾正。

大家知道，司馬遷是中國古代史學的一個開創者，他創造的中國古代歷史的表述方式，其實是對於他之前歷史的奠基性的敘述。這個奠基性的敘述在1917年被一個現代學者所鑑定，這個鑑定是司馬遷自己當年都很想獲得的。

王國維完成了一項真正意義上的人文研究，這篇文章也可看做中國近代新史學的起點。中國古代歷史在缺少鑑定和證明的情況下延續了那麼多年，最後終於從地下獲得了鑑定和證明。所以在二十世紀前期，儘管兵荒馬亂、生靈塗炭，中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