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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為自己的家人打算，並且曉得自己要向前看，知道自己應該如何重建自己；另一方面，也有為數不少的患者出於種種考慮拒絕治療。總之，這一階段的結果，要麼是振奮精神與癌魔做鬥爭，要麼就是從此真的一蹶不振，拒絕治療。當然，醫生說，這一階段比較複雜，有時病人會在“抗癌”與“絕望”之間反覆交替徘徊。如果能讓患者保持冷靜清醒的頭腦，保持一種輕鬆樂觀的心理狀態，有時會出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

患絨癌而後又康復的某電視機公司的工程師何女士曾撰文這樣描述這一階段的心理特點：起初，我從醫生和家人的表情中，已預感到我得的絕不是“好”病，思想極度不安，接連三天不能入睡，眼一閉就夢見惡鬼把我往油鍋裡扔。手術前，我特意回家看了看。我清醒地想，我是得了癌症，我要死了。我想到了法國總統蓬皮杜，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還有什麼石油巨頭、汽車大王和幾位舉世聞名的電影明星、體育大師，他們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擁有永遠也用不完的財富，擁有眾多的追隨者、崇拜者，可最終都被癌症奪去了生命，人類科學文明的高度發展，已經在探索外星人的奧秘，可現代醫學對癌症卻還幾乎是束手無策，我還能指望什麼呢？當我要離開家門時，不禁失聲痛哭，心想這一去可能再也回不來了。手術後我偷看了病歷，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更加坐臥不安。我找來婦科醫書看，書上說絨癌的治癒率比較高，心裡才好過一點。但我從北京協和醫院的100個病例統計中看到，絨癌的8年生存率只有一個……

我又急了，思想又陷入極度混亂中。

我的事業從此完了嗎？

我死了，這個家怎麼辦？

小兒子才12歲，沒了媽媽多可憐！

悲痛欲絕中，我寫下了遺囑，偷偷放在枕頭邊的一個小包裡，希望家人能在整理我的遺物時發現它。

而奇怪的是，當我把“後事”處理完之後，仔細想想再沒有什麼牽掛了，心情倒一下子坦然了。心想，死就死吧，死不了我就活，活一天賺一天。這時倒想到當務之急，是應該積極配合醫生進行治療。

當醫院下達病危通知的時候，單位的領導和同志們都來看我，關心我，流露出和我訣別的神情話語。這時我很清醒也很鎮定，自信自己能夠挺得住。雖然大女兒出差在外，我也沒有讓人叫回她，因為我已經堅信還能夠見到她。

在濟南一家腫瘤醫院我採訪了一位聊城的31歲結腸癌患者，他姓李。

在與癌症頑強的搏鬥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體重由做手術前的112斤增加到了121斤，並在一年後堅持了全日工作。不幸的是在三年後復發。關於“如何重建自己，振奮精神與癌症做鬥爭”這個問題時，他說：“得病以後，我之所以順利地闖過‘死亡地帶’，我認為主要是得益於這些因素：求生存的強烈慾望奠定了與病魔作鬥爭的思想基礎。

生命是美麗的，美麗卻總是短暫的。

我們要緊緊抓住她，相對延長我們的生命，我覺得，我們這些患了重病的人，應當去除一切雜念，一心想著生存，信心百倍地活下去，無論如何要努力求生，我想我必須活下去。一，我是單位上的工作骨幹，剛剛提起來的領導幹部，有許多工作在等待我去做，這樣倒下去，於心不甘；二，我的愛人和孩子給了我巨大的精神安慰。我的病情不能不說是非常嚴重的，但是，我也知道，任何人都有患癌的可能性，同時，癌細胞對意志消沉、情緒憂鬱的人來說是格外偏愛的。因而，我儘管深知癌症的厲害，但我基本上沒有被癌症所嚇倒，我很快地振作了精神，用平靜、樂觀、鬥爭代替了恐慌、委屈、絕望。如果老是一頭紮在‘我並未幹缺德事，為何得了這種缺德病’的想法裡不可自拔，終日惶惶悲泣，那隻能早日摧垮精神，使癌細胞日益活躍，從而加速自己的死亡。“

“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他繼而說，“然而，這種精神的建立和鞏固，是離不開社會和親人的愛的，就我個人而言，我患癌症後，我愛人排除了來自家庭、社會上的壓力和阻力，毅然和我結了婚，從精神上、生活上、感情上給予我體貼和安慰，其巨大的效力是誰也無法估量的，你知道，當一個人知道自己患上癌症時，那種用語言文字所無法表達的痛苦心情，是每一位不曾患癌的人所無法體驗和感受的。

是我愛人那無私的奉獻精神，促使我產生了堅不可摧的意志……當我的癌症復發後，又是我愛人給了我毅力和支援。在剛住院時，我愛人就語重心長地對我說，當初你得癌症後我和你結婚，一方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