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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與我

我曾寫過一篇散文，題目是《感激》。

在這一篇散文中，我以感激之心講到了當年復旦中文系的老師們對我的關愛。在當年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對我，他們的關愛還體現為一種不言而喻的、真情繫之的保護。非是時下之人言，老師們對學生們的關愛所能包涵的。在當年，那一份具有保護性質的關愛，銘記在一名學生內心裡，任什麼時候回憶起來都是凝重的。

我還講到了另一位並非中文系的老師。

那麼他是復旦哪一個系的老師呢？

事隔三十餘年，我卻怎麼也不能確切地回憶起來了。

我所記住的只是1974年，他受復旦大學之命在黑龍江招生。中文系創作專業的兩個名額也在他的工作範圍以內。據說那一年復旦大學總共從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招收了二十幾名知識青年，他肩負著對復旦大學五六個專業的責任感。而創作專業的兩個名額中的一個，萬分幸運地落在了我的頭上。

事情大致是這樣的——為了替中文系創作專業招到一名將來或能從事文學創作的學生，他在兵團總部翻閱了所有知青文學創作作品集。當年，兵團總部每隔兩年舉辦一次文學創作學習班，創作成果編為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通訊報道與時政評論六類集子。1974年，兵團已經培養起了一支不止百人的知青文學創作隊伍，分散在各師、各團，直至各基層連隊。我是他們中的一個，在基層連隊抬木頭。兵團總部編輯的六類集子中，僅小說集中收錄過我的一篇短篇《嚮導》。那是我唯一被編入集子中的一篇，它曾發表在《兵團戰士報》上。

《嚮導》的內容是這樣的：一個班的知青在一名老職工的率領下進山伐木。那老職工在知青們看來，性格孤倔而專斷——這一片林子不許伐，那一片林子也堅決不許伐，總之已經成材而又很容易伐到的樹，一棵也不許伐。於是在這一名老“嚮導”的率領之下，知青離連隊越來越遠，直至天黑，才勉強湊夠了一爬犁伐木。都是歪歪扭扭、拉回連隊也難以劈為燒材的那一類。而且，他為了保護一名知青的生命，自己還被倒樹砸傷了。即使他在危險關頭那麼捨己為人，知青們的內心裡卻沒對他起什麼敬意，反而認為那是他自食惡果。伐木拉到了連隊，指責紛起。許多人都質問：“這是拉回了一爬犁什麼木頭？劈起來多不容易？你怎麼當的嚮導？”——而他卻用手一指讓眾人看：遠處的山林，已被伐得東禿一片，西禿一片。他說：“這才幾年工夫？別隻圖今天我們省事兒，給後人留下的卻是一座座禿山！那要被後代子孫罵的……”

這樣的一篇短篇小說在當年是比較特別的。主題的“環保”思想鮮明。而當年中國人的詞典里根本沒有“環保”一詞。我自己的頭腦裡也沒有。只不過所見之濫伐現象，使我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罷了。

而這一篇僅三千字的短篇小說，卻引起了復旦大學招生老師的共鳴，於是他要見一見名叫梁曉聲的知識青年。於是他乘了十二個小時的列車從佳木斯到哈爾濱；再轉乘###個小時的列車從哈爾濱到北安，那是那一條鐵路的終端，往前已無鐵路了；改乘十來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到黑河；第二天上午從黑河到了我所在的團。如此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

而第四天的上午，知識青年梁曉聲正在連隊抬大木，團部通知他，招待所裡有位客人想見他。

當我聽說對方是復旦大學的老師，內心一點兒也沒有驚喜的非分之想。認為那隻不過是招生工作中的一個過場，按今天的說法是作秀。而且，說來慚愧，當年的我這一名哈爾濱知青，竟沒聽說過復旦這一所著名的大學。一名北方青年，當年對南方有一所什麼樣的大學，一向不會發生興趣的。但有人和我談文學，我很高興。

我們竟談了近一個半小時。

我對於“文革”中的“文藝”現象“大放厥詞”，倍覺宣洩。

他從自己的包裡取出一本當年的“革命文學”的“樣板書”《牛田洋》，問我看過沒有？有什麼讀後感？

我竟說：“那樣的書翻一分鐘就應該放下，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文學作品！”

而那一本書中，整頁整頁地用黑體字印了幾十段“最高指示”。

如果他頭腦中有著當年流行的“左”，則我後來根本不可能成為復旦的一名學子。倘他行前再向團裡留下對我的壞印象，比如——“梁曉聲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有問題”，那麼我其後的日子更加不好過了。

我記得清清楚楚，我們分手時，他說的是——“你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