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3/4 頁)

有一早出門時沒來得及歸置起來的一兩件髒衣服，一兩本舊書，一兩頁用來練習鋼筆字的廢紙，一兩塊放在火牆上早已烤得焦硬焦硬了的苞谷饃片等等等等，一股腦兒地搶收下來，扔進床底下那個用馬口鐵皮製作的大卡盆裡，甚至把兩雙剛洗淨晾起的襪子，也一併給收了起來。

“您坐……坐……我這兒挺髒的……”她自己卻不坐，一直在屋子中央惶惶地直轉圈，一會兒說：“給您燒壺水吧？”一會兒又呆呆地自言自語似的問：“我爸會找到這兒來嗎？他這人看著憨厚，其實特別聰明……”並不時走到窗戶子跟前去傾聽外頭的動靜，顯得特別的焦慮和不安。

“剛才聽你跟你媽說，你老爸和朱副場長李副場長，還有趙光的爸爸，暗中都在反對高場長。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問。

“這……這……”她的臉微微紅起，說話的聲音一下低了許多，底氣也明顯不足。她似乎蓄意地要跟我回避一點什麼。

“你估計，你父親他們這會兒帶著你表舅上招待所去找我，是不是趁機想把事情鬧大？”

“不清楚……”

“他們會找到你這兒來嗎？”

“很可能……”她心不在焉地答道，突然間緊張起來，衝到窗戶前，聽了一下，回過頭來對我低聲地叫喊道：“他們來了……您聽到了嗎？”我側耳細聽了一下，可什麼也沒聽到。她卻堅持說：“他們來了……我聽到他們的腳步聲了。他們真的來了。你別出聲。”她一把拉起我，把我送上“閣樓”，安頓在一個特別黑的角落裡，然後又快速跑下去，從窗戶裡跳出，把房門反鎖上後，又從窗戶子裡跳回來，插好窗戶插銷，滅了燈，一溜小跑，回到“閣樓”上，緊挨住我，屏住氣，靜靜地坐下。

沒過多大會兒工夫，窗戶外的大空場上果然響起一陣雜沓的腳步聲，直衝著這大房子而來。

還果然就是馬桂花她爸和朱副場長等人，拿著手電筒朝這屋子的窗戶子和門扇上直照晃。有人在說話（好像是趙光他爸趙大疤）：“門鎖著的哩。”一邊說，一邊還用力撥弄了一下那一公斤重的大鎖，大概是在核實它是否真的鎖上了。“肯定上這兒來了。”第二個說話的人便是馬桂花她父親。不知前邊我是否已經介紹過，她父親是場部子女校（小學部）的教務主任。其人經歷不凡，要用我自己的話來描述，這是一個“聖徒”式的人物。無論長相，還是氣質，還是多年來的行為，都很像西方早期宗教繪畫中的“聖徒”。黝黑清瘦的臉龐，細長的身軀，略略地前傾著；深陷的眼窩裡永遠蘊涵著一種疲憊執著而又麻木呆滯頑強的神情。給人總的一個感覺，他總是不知疲倦、毫無悔意地在關注著自己以外的這個世界。唯一欠缺的是一件中世紀時留下的用粗亞麻布縫製的聖袍了。那是一種寬大的帶頭罩的深棕色的道袍。不記得我是否跟你們說過，他當年正經是個“黑戶”。也就是說，他是個盲流人員。豈止是盲流，準確點說，他是“逃亡”來的。大約也就是在我現在這個年齡的時候，他從老家“逃亡”到岡古拉。“逃亡”前是河南上蔡，還是河北獲鹿，還是湖南桃源一所縣中的教員，就記不太清楚了，反正是一箇中學教員。當初不知因為了怎樣的一檔子事，跟縣教育局的領導鬧翻了。據說是他支援高中年級的學生成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後來查清這個研究會“幕後”，是由幾個返鄉度假的北大學生策劃組織的），他們還要出版自己的油印刊物，並且已經試印了一期，到處散發。刊物對當時——五十年代中期盛行的某些農村政策說三道四，品頭論足。據說，這件事當時也是驚動了很高層面的領導，下令要力勸制止。一是不能私自成立什麼“研究會”，即便是“馬克思主義”的，也不行，尤其是不能搞什麼“油印刊物”。甚至動員了那些學生的家長出來做“說客”。最後只剩下幾名學生和這位馬老師，擰著脖梗，死活也不肯認錯。上面的意思是，學生可以不追究，但教師不認錯，就必須處置。學校領導找這位“馬老師”談話，希望他“懸崖勒馬”“好自為之”。他覺得自己沒錯。他覺得他們是真誠的，他們在油印刊物上說的一切，都可以公諸於世。縣教育局的領導覺得他實在太幼稚，便聯合縣公安局一起，給他下達了個留校察看、以觀後效的處分決定。這在當時來說，應該是很寬大了的。讓他在處分決定上簽字，他卻不籤。他說：“我沒做任何對不起革命事業的事。你們可以把我派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考驗，考驗我的信仰，我的忠誠程度。如果我經受不了這種考驗，再處分我也不遲。”由於態度不好，追加處分，開除教職，並明確告訴他，如果再不老實，就可能會被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