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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願給她那些年輕的來訪者留下語言僅僅是為了存活而存活的印象。語言的生命力在於它具有描寫講它、讀它、寫它的人的實際的、想象的、可能的生活的能力。雖然它有時把人類的經驗轉移了，但卻並不代替經驗。它會轉移到可能存在著某種意義的地方去。當一位美國總統想到他的國家已成為一片墓地時，他說：“世界不會對我們說什麼多麼關注，也不會長久記住。但它卻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這裡幹了什麼。”①他這些簡單的話的與世長存品質是令人鼓舞的，因為這些話沒有忽略掉六十萬人死於災難性的種族戰爭這一現實的重大意義。拒絕用紀念碑式的語言，不屑作“結論”和精確的“總結”，承認“無力對現實作任何增減”，他的這些話表明對其所哀悼的人的不屈不撓的生命的尊重。是這種尊重感動了她，使她認識到語言永遠無法徹底地與生活看齊。它也不該那樣。語言永遠無法把奴隸制、種族滅絕和戰爭杜絕。它也不該變得那樣自負。它的力量、妙用就存在於它試圖表達那些無法以言語表達的東西的探索之中。

無論它是堂皇還是纖巧，隱晦式還是爆發式的，或者是拒絕去推崇什麼；無論是開懷大笑還是無言的啜泣；那篩選出來的詞句或寧可保持的沉默，一切未受摧殘的語言卻湧向知識而不是它的毀滅。但是誰又不清楚文字會由於提出詰難而被查禁，由於提出批評而被攻訐，由於與眾不同而被抹殺呢？又有多少人被自毀語言的想法所激怒呢？

文字工作是高尚的，她想，因為它具有生命力；它能創造出新意，以維護我們人類不同於其他生命的那種差異。

我們會死。那可能就是生的意義。但我們會做語言工作。那可能就是衡量我們生命價值的尺度。

“在從前某個時候……”來訪者們對一個老婦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是什麼人，那些孩子？他們如何理解那次相逢？他們從那最後的話中聽到了什麼？那隻鳥“在你們手裡握著”。那是一句表示可能性的話還是一句關上門的話？也許孩子們聽到的是：“那不是我的問題。我是個老人、婦人、黑人、盲人。我現在的智慧僅在於我知道我幫不了你們。語言的未來屬於你們。”

他們站在那裡。假設他們手裡什麼都沒有。假設那次訪問只是個詭計，一個想讓她和他們說話的花招，但卻像從未有過那樣被認真地對待了。而那僅是一次干預、打擾成年人世界的機會，僅是打擾、議論成年人的那種罪惡生活氣氛的一次機會。它涉及一些緊急問題，包括他們提的那個問題：“我們握著的這隻鳥是活的還是死的？”也許這個問題的意思是：“有誰能告訴我們什麼是生？什麼是死？”並不是什麼花招；不是瞎胡鬧。是值得一個有智慧的人注意的直截了當的問題。值得一個老人注意的問題。如果這曾經過生死考驗的老人、智者也不能描述清楚，還有誰能呢？

她沒有；她守著秘密，守著她的自負，她那格言式的語氣，她的不置可否的語言技巧。她維持著與來訪者的距離，強調這種距離，退進自己的既世故又獨享的空間之中，與世隔絕。

在把問題轉變了之後她立即沉默起來。那沉默很深沉，比她說的那些話的可能有的意義還深沉。這沉默在顫抖，孩子們感到不快，便當場想出一些話來填充這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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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諾貝爾文學獎演說辭（3）

他們問她：“難道你沒有什麼話對我們說說，幫助我們瞭解你的失敗經歷嗎？你剛才給我們的教育根本不是什麼教育，因為我們對你所做的和你所說的同樣注意著，看到了你在慷慨和智慧之間所設定的一道屏障。

“我們手裡沒有什麼鳥，不論是活的還是死的。我們只有你和我們的重要問題。我們手裡沒有什麼東西是不是便使你不願去思索，甚至去猜一猜呢？難道你不記得當你年輕時語言像是沒有意義的魔術的那個時候嗎？在那個你能說一些話卻說不清它們的意思的時候？在幻想去看那看不見的東西的時候？在問題成堆和尋求答案使你心急如焚的時候？

“我們是否一定要像你已鬥過並鬥敗了的男女鬥士一樣來開始理解一切，使我們手裡什麼也沒有，只有你剛才所設想存在的什麼東西呢？你的回答很巧妙，但這種取巧回答使得我們難為情，也應使你覺得難為情。你的回答的自我陶醉味道是不體面的。如果我們手裡沒有什麼東西，你的話就像是為電視節目寫的廢話般的臺詞。

“你為什麼不伸出手，用你柔軟的手指觸控我們一下。慢些說那帶刺的話，那教訓人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