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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改造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這是一處重要的伏筆。

價值領域中的諸神鬥爭（11）

其實，在當時就發生了著名的“王實味案”。

王實味以他的《野百合花》等極其有限的幾篇短文，引來殺身大禍，並非出於偶然。這位出身北大的知識者，在他主動投奔而來的地方，要求政治中的人性，呼籲*和平等，希望進行中的革命臻於完善，本來是十分正常的，自然也是十分難得的。或許把此案同五四問題聯絡起來會顯得過於迂遠，但是至少可以認為，對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及其批判立場和表達方式的不尊重，在事情剛剛開始的時候就已經變得多麼嚴重！在批判鬥爭王實味的整個過程中，除了一個倒黴的肖軍，竟沒有一個知識者可以站出來為他說話！

在國統區隨著“黨治”的加強和戰事的緊張，知識分子的自由空間越來越小。除了當局的壓力以外，這同知識分子自身的狀態的改變也大有關係。從多次論爭可以看出，許多動議和觀點，是明白維護“*”，向政治權威邀寵的。而且，在實際行動上，也都有大批煊赫的學者進入“好政府”，以自己的知識資本和全部才智，為統治者效勞。為了迎合知識分子中普遍的“權力飢渴症”，從1930年代初開始，蔣介石政府便在政黨保持不變的政治框架之內，實行專家治國。1932年，由地質學家翁文灝等主持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在蔣介石的支援下成立。匯聚了一批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與政治、經濟、社會調查和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其中計有胡適、丁文江、楊振聲、王世傑、吳鼎昌、陶孟和、吳蘊初、劉鴻生等，堪稱一代名流。1933年，徵集馬寅初等一批著名法學家參與《五五憲章》及其他有關法規的制訂工作。1935年12月，國民政府行政院改組，蔣介石任院長，下屬九個部中有三個由專家主持。1930年代，蔣介石還委任了一批專家教授和社會名流擔任立法委員，任命蔣廷黻為外交部次長，朱家驊為*長，還任命和聘用了一批著名學者擔任國家高階官員、大學校長，和研究機構的負責人。此中有幾個重要人物，正是*主義的擁護者。1938年，國民參政會建立，從此又多出了一批知識者，充當中央政府高階幕僚的角色。1941年民盟成立，其他黨派隨之紛紛興起，短短几年內形成一股組黨熱潮。這就是中國現代被稱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一群，他們努力透過參政議政，試圖改變長期以來的無權狀態。二十年間，尤其是抗戰勝利以後的幾年，知識分子相率改變工作的書面性質，而熱衷於具體的政治實踐。知識分子與政治家合流，是1940年代的一個突出的現象；在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也是一道罕有的風景。

雅斯貝斯一再論及自由，說：“也許人類最深刻的對立，是由人們意識自由的方式決定的。對一部分人是通往自由之路，對另部分人則正好相反。在自由的名義下，人們幾乎要求一切，但是也很有可能踏上奴役之路。”1944年5月，著名的西南聯大開過一個五四歷史座談會。在會上，張奚若說：“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則是思想革命。”聞一多則總結道：“張先生說現在精神解放已走入歧途，我認為還是太客氣的說法，實在是整個都走回去了！是開倒車了！……”他不往回走，他逆風前行，結果死在政府爪牙的子彈和身後學者的譏嘲中。

難得的是抗議的聲音。但是，在1940年代後期，那類具有批判立場而又富於道德力量的獨立的知識分子實在太少了！在知識界，很少有人不為黨派所羅織；籠蓋於五四時代的人文精神蕩然無存，後啟蒙時代的氛圍已然為*所代替，雖不見文化思想的交鋒，卻一樣的閃動著刀光劍影。儲安平是活躍於其中的一位出色的人物。作為一個時評家，他表達的不是深層的文化思想，而是最坦率最直接的政治見解；從《客觀》到《觀察》，以辦刊代替組黨，意在“干政”。雖然他顯示了在兩黨鬥爭中的獨立不倚的決心，但是從個人文字和編輯傾向來看，畢竟是偏袒政府的。他不同程度上接受過胡適和拉斯基的影響，一直嚮往秩序和法治，希求“在崗位有所建樹”，“對國家有所貢獻”。可以說，骨子裡頭是一個“好政府主義”者。他對政府許多做法的抨擊，確乎十分猛烈，諸如反對摧毀輿論，踐踏*，反對豪門特權，貪汙*，反對用政治控制的辦法控制教育，出動軍警，用殘暴的手段對付學生，等等；另一方面，仍然強調說“政治力量不能沒有重心，現在中國政治力量的重心無可否認仍在國民黨。所以我們能盡力來幫助國民黨，努力建國大業，也就是我們盡了為國家服務的責任”。他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