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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把他心目中的革命，完全納入中國的民族傳統之中。他的*理論就建立在這上面，形成被認為對革命而言至關重要的社會價值觀和倫理價值觀，支配了中國自延安以來幾十年的歷史程序。　txt小說上傳分享

價值領域中的諸神鬥爭（10）

作為大*者，蔣介石使思想國有化。毛澤東統一思想，則在於凝聚黨內力量，以利於進行革命戰爭。兩者是不同的。但是，由於相同的民族土壤，以及所遭遇的民族戰爭的特殊氣候，使之同樣表現出對民族文化傳統的不同層面的皈依。因此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中國化、民族化的論調，無論在國統區還是在延安，曾經一度形成風氣。1938年，艾思奇、陳伯達等積極提倡“中國化”；1939年，五四時期的活躍分子，著名學者張申府則隨之發揮為“啟蒙的中國化”的觀點。不是“救亡”壓倒“啟蒙”，在這裡，倒是“救亡”變成了“啟蒙”的同義語。知識分子對形勢的變化採取了一種靈活的應變態度，啟蒙運動也就不斷變通到了遷就鬥爭物件的地步，甚至可以和平共處了。施瓦支在《中國的啟蒙運動》中指出：“一旦知識者被‘中國化’，他們就不能積極有力地投入啟蒙，不能有效地發出警告：中國人還沒有從封建文化中得到完全的解放。”歷史表明，這位美國學者的說法不是沒有根據的。

與此相關，是對五四的態度。蔣介石是基本上否定五四的。他在《中國之命運》中把五四思潮歸結為“自由主義”，五四人物自然也就是自由主義者了。*者是不喜歡自由的。他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護神自居，批評五四一代對之“只求其變而不知其常”，對西洋文化則“只仿其形跡，而不求其精義”，致使一般知識分子“喪失了自尊與自信”。他把五四精神與共產主義並提，說：“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則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論，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箇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其結果，他們的效用，不過使中國的文化陷溺於支離破碎的風氣。在這種風氣之下，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才易於實施。”如果說他曾經對五四還有過一點肯定的話，那麼就是反軍閥，反列強侵略的民族情緒。對此，進步的知識分子是難以接受的。聞一多曾經表示說，正是蔣介石對五四的態度，是刺激了他的思想的轉變的。他說：“《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相反，毛澤東對五四一直予以熱烈的肯定，與此同時，也曾指出其中致命的缺點。但是，在整個闡釋過程中，有些論點並不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比如說五四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解釋就很牽強。對於五四，毛澤東做的是大致輪廓的概括，至於其中由自由、*、科學等等構成五四精神的具體內容，則很少深入的論述。在涉及有關的精神範疇，也多基於*的需要，作了別一意義的引申。像個人主義，便長期被當作唯我主義而加以排斥。由於個性是隱沒在黨性所灌注的集體中間的一種間離體，所以，摧毀“小資產階級的‘獨立王國’”是必要的。又如自由主義，在毛澤東的文字中，像《反對自由主義》的使用就完全失去了原意。再如*，它並沒有被視為一種保護個*利和自由的制度，而被僅僅解釋為“多數”，這樣便有了“*集中制”和“極端*化”兩種褒貶不一的用法。總的說來，五四的全面反傳統，也即非“中國化”的傾向，破壞偶像，個性解放的內容，是並不見存於毛澤東關於五四的論述的。知識分子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體的意義，從中被忽略過去了。當然，在這裡，也可以理解為不但沒有忽略，反而恰恰注重及此，才反覆多次申論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重要性的。他承認，知識分子是中國*革命運動中首先覺悟的部分，而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是更廣大更覺悟的；但是，“它的弱點，就是隻限於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4＇。在《五四運動》一文中，他明確指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這是一個立場問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就十分強調知識分子的立場的“轉移”。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是不應當存在獨立的立場的；所謂“轉移”，即意味著對原有立場的放棄。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