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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識分子深有研究的曼海姆，在他代表性的著作《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中指出：知識分子很難生活在一種“與現實完全一致、沒有任何或以烏托邦或以意識形態出現的超念因素的環境中”。由於精神的存在，知識分子多出了一個世界。關於這個世界，一位俄裔流亡思想家弗蘭克曾經這樣描寫道：“不要在地上尋找自己的路標，這是一片無邊的汪洋，這裡進行著無意義的波浪運動和各種潮流的撞擊—應當在精神的天空中尋找指路明星，並向著它前進，不要管任何潮流，也許還要逆流而上。”

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資源十分貧乏。它從古代計程車階級演化而來，而士階級的臍帶所牽繫的母體—農業社會結構尚未產生根本性的改變；在市場沒有得到充分拓展的情況下，依然是權力中心，知識分子的組織依附性繼續存在。也就是說，還是“皮”和“毛”的關係。作為現代意識，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傳統並沒有形成，因此，很難獲得一種源自精神本身的獨立性，隨著經濟改革的進行，知識的商品化和制度化，並不曾阻止幾千年古老傳統的幽靈對我們的纏繞。五四時候，魯迅和他的戰鬥夥伴有過一段關於“鐵屋子”的對話。黑暗的“鐵屋子”，自然無法產生俄羅斯的那種精神漫遊者。我們不像西方那種宗教國家，我們的宗教是儒教，尤其是經過歷代統治者以及漢儒和宋儒的大規模改造，它對知識分子長期的精神浸淫是致命的。於是，慣於傾聽宮廷的鐘鼓和鳴，而對風雨之聲充耳不聞，尤其是陌生於內心的人的聲音。茫漠之中，沒有對生命的關注，沒有對生存與命運的沉思。沒有精神飢渴，沒有靈魂冒險，沒有對真理的尋索，沒有創造的慾望。當陷溺於苦難的時候，不知道拯救，只有老莊—儒教的一種補充—式的無為與逍遙。從來不期待復活，只有堅苦的忍受，我們怎樣才能懂得為自己和人類憂傷？我們的眼前沒有高山，沒有崇仰之物；我們的胸襟沒有平原，沒有坦蕩與遼闊；我們的內心沒有河流，沒有愛，沒有容受力，沒有自由不羈的湧動。五四知識分子在與傳統社會的決裂—現代痛苦的分娩—中形成了自己，隊伍那麼弱小，然而他們以決死的意志反抗這一切；那種震撼力，八十年後，依然使他們的後輩為此感到鼓舞和驚悸！

他們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走到前臺，背棄傳統，扮演“現代”的角色。在鬥爭中，他們創立了“社會高於政治”的俄國式命題。他們在精神人格上，完全不同於他們的先輩。他們汲取人類最優秀的精神強壯自己，發展自己，開拓中國的未來之路。然而，最終還是被傳統壓倒了！

五四一代的出現，畢竟點燃了國民精神的燈火。只要說起他們，我們就獲得了信心、勇氣、騷動的力量。“墳”不是最終的。所以，魯迅寫了“野草”。那是一種強韌的生之資訊。當此又一個新世紀的黎明即將升起之際，而《國際歌》“最後的鬥爭”的旋律愈來愈響，冰河的湧動愈來愈迅速有力，草葉的芳香在想像中變得愈來愈濃烈，中國知識分子，我們將如何可能像五四的先驅者那樣，獨立承擔自己的使命？

—魂兮歸來！

1999年3月—4月，於廣州

也談五四、魯迅與胡適（1）

李慎之先生：

拜讀過《中國的道路》，以及近年來先生的一些大作，得知先生如此高齡，仍在社會思想領域裡作艱難的探索和啟蒙工作，實深感佩！

頃接今年第五期《書屋》雜誌，即將先生給舒蕪先生的信讀完，文中談五四，談啟蒙，談魯迅與胡適，結合個人經驗道來，尤足啟發來者。先生的論題均是大問題，其中有些我亦曾思考過，與先生頗出入，今不揣譾陋寫出就教於先生；因先生是公開刊佈的，故不另付郵，權當公開信發表。冒瀆之處，乞希鑑諒。

一、首先是五四精神，抑或從“個性解放”說起。

我同意先生說的“個性解放”是五四精神的一個部分，五四運動作為一個精神運動來看，前前後後確乎有著更為豐富的意義，但是，它無疑是最基本的部分。什麼叫“個性解放”呢？蔣夢麟寫過一篇《個性主義與個人主義》，稱個性解放為個性主義，其實與個人主義是同一個東西，只是前者多表現在文化教育方面，後者則表現在社會國家方面，都是以個人價值為本位的。這是“以平*義為標準之個人主義”，要旨是“國家社會有戕賊個人者，個人將以推翻而重組之”。對此，五四的代表人物是有共識的。陳獨秀在比較東西民族的思想差異時說：“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徹頭徹尾個人主義之民族也。”對於個人主義，他的闡釋是：“舉一切倫理，道德，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