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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有1917年10月這個日期記載的現實事件之母。於是，對於這樣兩次革命的說法，也就發生了互相混雜和影響。因此二百年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便成了一切起源的記敘，一種關於同一性的敘說。

五四在中國有著同樣的命運。

由於五四過早夭折，它的實質性意義無法得到彰顯，而它那種賦予革命形貌的外在的東西，便與“*”等現實中的破壞性事件在一些學者那裡混淆起來，成了民族的禍害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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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與精神

五四的一代做了些什麼？

我們的一代做了些什麼？

而此刻，我們站在哪裡看待這一切？

如果我們把五四的一代看作是一群可惡的離經叛道分子，復仇主義者，青年暴徒，夢遊症患者，白痴，自大狂，西洋文化丐幫，口號製造商，縱火犯，教唆專家；如果我們讓他們放下手中的堂·吉訶德長矛，改執盾牌；讓他們從星散的各地集中到指揮刀下，所有的動作，都服從於同一支號角；甚至讓他們沒入更浩大的群隊裡，猶如海洋有水，卻不見河流和涓滴，沒有獨立的奔流；如果不承認知識分子的主體價值，把激進主義除掉，那麼五四將成為空白。如果我們認同他們的價值觀念，狂飆式風格，認同他們的破壞和建設，五四就是一個年青的建築群。然而那麼多矗立的群體，今天也只餘一片瓦礫場了。

五四死了。五四早已整個地陷落。我們看到的是包圍在外部的十字軍，火光熊熊，殺聲震天，原來牆垣之內早已喑啞。自由的確總是處於守勢，處於危險之中。正如雅斯貝斯所說：“自由不會主動落在我們身上，也不會自動地儲存；只有當它上升為意識並且為此承擔責任，才能儲存它。”可是，知識分子內心怯弱，他們缺乏足夠的精神後援，結果五四為他們自己所扼死。

俄羅斯知識分子不愧為世界上最優秀的知識族群。作為一個精神性團體，他們形成了一個獨立於政治霸權之外的傳統。就像別爾嘉耶夫說的，“俄羅斯知識分子最終在分裂中形成了，他們將永遠稱自己為‘我們’，稱國家、政府為‘他們’”。在知識分子內部，雖然也分裂為西歐派和斯拉夫派，彼此間有著激烈的交鋒，然而，他們都一樣深愛著俄羅斯大地，一樣地熱愛思考。他們忘我地迷戀於社會理想，無論如何的形而上學，仍然緊連著那大地之上的廣大苦難的人們的命運，而被賦予一種深沉的道德力量。同時，他們是行動者，實踐家，勇於犧牲自己。“瘋僧”，是世界上最富有俄羅斯特點的俗世中的聖徒形象。俄羅斯民族性，在知識分子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那是一種超民族主義，一種獨特的精神現象。有著如此浩瀚的精神環繞著他們，哺育著他們，於是他們的靈魂變得無比強壯；而他們，也在不斷創造著增加著這精神。所以，無論在沙俄時代還是斯大林時代，無論西伯利亞的流刑還是古拉格的苦役，無論是自由的寫作還是禁止出版，他們依舊那麼高傲—甚至被流放到國外如赫爾岑、蒲寧、布羅茨基……那麼多的知識者，他們是那麼出色，惟以特有的精神氣質，迥異於周圍的人們，如同打在褪色的衣服上的鮮豔的新布補丁！

這就是魯迅—五四時代曾被稱為青年叛徒的首領—多次懷著戰鬥的敬意說到的，為中國所沒有的俄國式的知識分子。

精神是重要的，尤其對於知識分子。赫伯特·費格爾報告說，愛因斯坦曾經對他說過：“要是沒有這種內部的光輝，宇宙不過是一堆垃圾而已。”在俄國哲學家看來，人不是世界可以忽略的渺小部分，恰恰相反，世界才是人的一部分，人大於人本身。別爾嘉耶夫在《自由精神哲學》中，說人是由三部分構成的，是三維的人，是“精神—靈魂—肉體的有機體”。而精神，自然居於最高的位置。對知識分子來說，精神意味著什麼呢？精神就是獨立、自主，是一種操守的堅持。精神有一種徹底性，它隱含著一種對外部的有原則的對抗，固守也是對抗。這種否定的積極性來源於自我，因此，它不可能懼憚任何壓力。正由於知識分子是最富於精神氣質的人，所以，法國思想家鮑德里亞在談到知識分子時，特別指出：“對抗是知識分子最感舒適的一種姿態，這是毫無疑義的。”“處在邊緣是知識分子的本真狀態。”“知識分子不可能促成肯定性。認為自己能夠促成或創造肯定性價值的知識分子，往往是保守的。”所以，米爾斯在論及“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時，也指出說，最有可能繼續進行反對現行體制鬥爭的社會集團是知識分子。他把知識分子稱作“一種可能的、直接的、激進的變革力量”。所以，對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