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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富貴，甚至請求自備衣糧，隨軍出征，稱為“義徵”。然而自顯慶五年之後吏治敗壞，賞罰不公，政府辦事效率低下，死者傷者也不能以前那樣得到迅速有效的撫慰和安置，因此百姓爭相逃亡，軍隊士氣低落。劉仁軌是第一個指出府兵制和臨時募兵制已經不能適應當時軍事需要的人物，警告說長此下去，如果突然發生戰爭，唐朝將是沒有兵備的國家，一蹴而倒的危險是存在的。府兵制的衰亡是唐代的一件大事，論者多從均田制的破壞或者蠻族強盛單靠府兵已經不足以應付來談論，然而從劉仁軌的上書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並非根源之所在，高宗時代土地兼併之風並未大起，民間仍有荒地可授田，武功更是處於鼎盛時期，是內政的敗壞而導致了制度的廢弛。在花團錦簇之下仍能發出這樣的盛世危言，劉仁軌確有過人之處。當時唐軍因長期戰勝而兵驕將悍，軍紀下降，蘇定方滅西突厥時還比較檢點，到了朝鮮半島便十分殘酷，縱兵劫掠，所過之處屍橫遍野，十不存一。百濟名將黑齒常之因此降而復叛，割據一方。劉仁軌招降黑齒常之，立橋鋪路，撫慰黎民，實現了他的誓言：在海外頒佈大唐正朔，修建李唐社稷。然後他訓練士卒，以便配合唐軍北伐高句麗。他的表現讓高宗刮目相看，劉仁軌的官職一口氣連升六級，實授帶方州刺史（今朝鮮半島的開城），鎮守海東。不過更讓劉仁軌高興的訊息可能還是老對頭李義府的垮臺，這個幾次三番欲置自己於死地的權臣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風權柄，灰溜溜地離開了京城，朝中再不會有人算計作梗，劉仁軌的前途是可以預料的燦爛如錦。

人人都很開心，在大唐西起中亞、東至大海的廣袤疆土上，武皇后也許是唯一為李義府傷懷的人了。不管怎麼說，在天下人對她輕蔑謾罵的時候，李義府是第一個站出來支援立她為後的人呀。不過她並沒有表現出什麼，——李義府的張狂和武后對他的縱容也不無關係，高宗不可能對她沒有看法，低調處理是十分明智的做法。只有從她登基為帝后對李義府的不斷追封和其妻兒加封中，我們才可以約略看出她對這位寵臣的追思之情。在這一心態的驅使下，李義府的兒子李湛得以提升為左羽林將軍，掌握禁軍。然而世易時移，人心已變，被武皇寄予厚望的李湛卻成為李唐復國主義者，張柬之發動神龍宮變，他是主要策劃者和參與者之一。女皇退位後被遷居上陽宮，也是由他監守看管。一代女皇最後竟淪為她寵臣之子的階下囚，可謂一大諷刺。武則天一生精於計算，冷靜決絕，凡事利益當頭，決不容絲毫憐憫和溫情，就是親身子女當道也決不留情，唯有對於她最需要援手的時刻支援她的六位翊贊功臣還存有那麼一點點的眷顧之心，沒想到竟然導致了滅頂之災，情感是政治家的墳墓，誠非虛言。

除了情感上的原因，李義府的去職對於初涉政壇的武后來說也是一重打擊。原本她居於深宮之內，朝夕得見天顏，正可就近掌控，一旦李治發病，她還可以帶行部分君權。李義府掌握中書出旨權，許敬宗掌握門下封駁權，旨意便可暢通無阻地順利釋出，現在隨著李義府的倒臺，便缺失了重要一環。可以想象武后沮喪的心情，然而面對這樣的不利局面，她性格中的穩和忍佔了上風，並沒有大吵大鬧和李治硬碰硬，而是採取以退為進的辦法，脫離是非圈，專心鞏固自己的地位。龍朔二年，她生下幼子旭倫，即後來的睿宗皇帝，年底即封為殷王。她希望把自己的幾個孩子都安排妥當，只因皇子的地位越高，她的後位也就越穩固。孩子也是高宗的，一樣疼愛備至，當然不會有什麼異議，於是將次子沛王賢封為揚州大都督，周王顯為幷州大都督，就連襁褓中的殷王旭輪也遙領冀州大都督。麟德元年，又把三歲的旭輪封為單于大都護。年幼的旭輪問道：“孩兒早上去了晚上能回來嗎？”高宗道：“去此二千里，回不來的。”旭輪聽了便撒嬌說：“我不能離開媽媽。”（不能去阿母。）可見武后當時在孩子的心目中甚是可親，和之後女煞星的形象截然不同了。高宗當然不會讓小孩子一個人離開父母前去荒涼無情的大漠，但聽見旭輪這樣稚氣的回答，心是否也會不知不覺地柔軟下來呢？武后透過這樣的懷柔辦法，無形中拉近了她和高宗的距離，然而她對政治始終不能忘情，等到李治火氣過去估摸事情已經平息，便開始在外朝物色代言人，以代替李義府掌控中書出旨權。

然而武后身居九重深宮，和外朝直接交往的機會並不多，她又沒有外戚可以依靠，要找到一個合適的代言人也不是那麼容易，看來看去還是一個許敬宗了。許敬宗六十八歲才拜相，對來之不易的富貴珍惜得很，做事較有分寸，李治還是太子時便與他有師生之誼，對他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