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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剛直不阿的性格，在李義府逼殺大理寺臣一案中得罪了這位權臣，由此屢遭陷害，強迫他於風暴起時浮海運糧，導致船毀失期。在李義府“不斬劉仁軌無以謝百姓”的強烈要求下，高宗罷免了他的所有官職，以一介普通士卒的身份，隨大軍來到百濟戰場。＇6＇劉仁軌當時已經60歲，花甲之年身陷囹圄歷劫生死，最後白衣從軍發配到異域來當炮灰，心情必是難以自抑的沉鬱與悲憤。然而禍兮福之所倚，人生際遇就是這樣奇妙，這片陌生的大地，最終竟成為他命運的轉折點。

當時蘇定方平定百濟之後押送俘虜回國，朝廷另派出王文度為首任都督（即程知節出征西突厥時那位“假傳聖旨”貽誤戰機的副將），不想王文度到任後不久即病逝，百濟復叛，並勾結倭國大舉反攻唐軍。大戰在即，唐軍卻群龍無首，情況一時岌岌可危。高宗雖因政治原因一直對貞觀舊臣防範排斥，卻並非不識賢愚，當機立斷飛詔令劉仁軌代王文度統馭唐軍，掃平叛逆與倭寇。聖旨一下，劉仁軌大喜過望，當場跳起來失態地大叫：“這是上天把榮華富貴賜給我這個老漢！”看來唐人無論賢愚不肖，對功名利祿的追求都是毫不掩飾的坦然與張揚，一有機會便拼盡全力抓住不肯放手。無論是許敬宗，還是劉仁軌，都是一樣的給點陽光就燦爛，給點雨露就氾濫^_^　人說唐朝沒有真正的隱士，每個人都如此貪戀萬丈紅塵，渴望投身其中實現自我價值的最大化，沒有人真正甘心做個冷漠而超脫的旁觀者。上古的隱士，是聽見帝堯要把江山讓給他就去洗耳的，唐人做隱士卻是為了去做官，即所謂終南捷徑。歷代隱逸者的偶像都是傲嘯東籬的陶淵明，唐人崇拜的卻是高臥東山的謝安，挾妓遨遊，詩酒風流，最後在人們的三催四請下出山，立刻便做上宰相，淝水之戰大破前秦，救國家出危難，救黎民出水火。這才是唐人憧憬的理想人生，歸隱要舒舒服服，喝花酒，泡MM；出山要風風光光，當大官，立大功。至於陶淵明麼，學他“採菊東籬下”即可，學他“種豆南山下”萬萬不成，李白、高適等玩隱居，都是家有良田不去種，或草堂高臥，或終南煉丹，等著大人物來請自己出山的。唐人的享樂主義人生觀，從中可見一斑^_^　這樣的價值取向貫穿了有唐一代，胡曉明先生便認為，唐詩裡頭有一個主要的聲音，就是說人在這個世界裡要善待自己，要不負此生，不虛此生。人生要盡氣盡才，永不捨棄。所以翻閱唐史，我們常會看到唐人那種不能自已的生命力，好像有光有熱要燃燒，每個人都是我拿青春賭明天的樣子。后妃一有機會就干政，武將一有機會就割據，就連宦官，也是一有機會就弄權的（不要歧視殘疾人喔，殘疾人也有自我奮鬥的權力^_^）。別的朝代出一樁假冒公主案就算很不得了，唐代貧民冒充皇親國戚的案例層出不窮，女的冒充太后，男的冒充國舅，得一時風光算一時風光。唐律原本寬鬆，皇帝也比較好說話，發現是冒牌貨也不太深究，一般送走了事，絕少有殺頭的。故此屢屢有人冒充皇帝尊長，希望過上自己夢寐以求的上層生活，接受天子的尊崇供奉，過把癮死了也值，何況還不一定死。這樣大逆不道的事情出了一樁又一樁，怪不得後世道學先生要提倡“存天理，滅人慾”，教導人們安分守己，不要東想西想，亂說亂動了。說來武則天之所以一旦干政就百折不撓地叛逆到底，最終以女子之身而成為九五至尊，也是受了這種野花拼命開，野草拼命長的時代精神感召吧！

劉仁軌在人生最低谷的時候，突然天上掉下來這樣的大好機會，內心之激動可想而知，當即鄭重地請朝廷頒下《唐歷》和李唐皇族的宗廟名諱，立下誓言：必將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表！長風過海，豪情飛揚，劉仁軌嚴整軍紀，輾轉作戰，所向無敵，殺死百濟叛軍萬餘人。這時倭軍強力介入，派了二萬七千人增援百濟，雙方在白江口相遇，爆發中日間的第一次大規模衝突。唐軍四戰皆捷，焚燒倭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倭軍指揮樸市田來津雖“仰天而誓，切齒而釁”，奮勇擊殺，直至戰死，但亦無力挽回戰局。倭海軍戰敗的訊息傳開，百濟境內的倭國陸軍也急忙撤回本國，並立即著手增強本國的防務，按日人的話說，“日本從此失去了向東亞大陸擴張的能力”。劉仁軌於是以檢校熊津都督的身份與新羅歃血為盟，立誓互不相犯。

如果僅僅是這樣，唐人有更多傳奇式的勝利。劉仁軌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在勝利之時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敏銳地察覺出唐軍極盛下存在的危機——初唐時賴以創下無敵武功的府兵制已經開始衰落。劉仁軌在給高宗的上書中尖銳指出，往年朝廷募兵，百姓爭著應募，希望能憑藉軍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