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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業寺的具體位置，唐代史料和筆記中均難尋蹤影，宋代已無定論。較早的北宋宋敏求在《長安志》中有提到，指太宗去世後將崇德坊二寺道德尼寺和濟度尼寺遷址，而將道德尼寺原址改為崇聖宮，作為太宗別廟。濟度尼寺原址改為靈寶寺，“盡度太宗嬪御為尼以處之”，因此感業寺便為崇德坊靈寶寺，即未搬遷前的濟度尼寺，與太宗別廟相鄰，在長安城朱雀街西崇德坊西南一隅（見附圖）。而南宋程大昌則以為武氏出家的尼寺當是搬遷到安業坊後改名為靈寶寺的濟度尼寺，而非崇德坊原址，因寺在安業坊，故又稱安業寺。程大昌的說法為清人徐松著《唐兩京城坊考》沿用，胡三省也以此為通鑑做注。然考其緣由實為程大昌誤解了宋敏求的那句“以其所為靈寶寺”所致。＇2＇　然而宋敏求之說亦未見所本，因此仍有學者提出質疑，又有德業寺說，和今感業寺小學之說。德業寺為皇家內道場，內有尼眾數百人，為其後武昭儀埋葬其暴卒長女安定公主的尼寺。而感業寺小學舊址一說，則認為當在唐宮禁苑之內，據大明宮約有十公里左右，比傳統的安業寺說法，都要近得多了。

個人認為近來的一些說法雖有一定道理，但大多以推斷為主，缺乏文獻實證。如武氏真有隨太宗嬪妃出家，當在崇德坊靈寶寺，與太宗別廟崇聖宮相互呼應，於情於理都比較可信，而安業寺說指特意搬遷遠離太宗別廟，似乎於理不合。武氏再度入宮之後，十分忌諱曾為太宗嬪御之事，立後詔書裡也自稱先帝宮人，絲毫不提曾經入寺為尼，因此不願再與感業寺有任何聯絡，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麼武氏出家是否有受到李治的特別關照呢？我們首先看看帝王能否干涉出先帝嬪妃一事，答案是肯定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便載有一例：高祖李淵去世後，他的嬪妃薛婕妤為著名才子薛道衡之女，家學淵源才學出眾，太宗皇帝便將她留在宮中教導年幼的皇子，李治曾從其學。然而李治留下武氏的原因沒有那麼冠冕堂皇，如要避人耳目的話，皇宮內院反而不如宮外合適。畢竟，他以仁孝出名，剛登位便收容父妾難免遭人物議，送出宮反而是個不錯的選擇。李治為人不能算膽小，但他性格中有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優柔寡斷，做事拖泥帶水。以他的性格要能乾脆利落地和武氏一刀兩斷倒是奇怪了。且從地圖上來看，崇德坊和皇宮相距甚遠，要連過宮城、皇城，因此二人見面並不方便，也只能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如太宗忌日吧（這倒是和舊史所載相符合）。如果說不多的幾次見面已經能讓李治情難自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接她入宮，那麼當時正在熱戀中的李治反能做到絕情斷義，對情人的遭遇不理不睬就難以講通了。一面讓武氏隨例入寺以全己令譽，一面暗中關照蓄髮如舊，等風頭過去再召入宮，這樣不清不楚首鼠兩端的折衷做法，倒是最符合李治的一向作風。不是沒有真情，但也不乏自私的盤算和顧慮，這便是我理解的李武之情了。若干年後，他的孫子李隆基跟兒媳楊玉環遭遇激情，也採用了這個辦法，讓楊氏出家為道士再曲線入宮，也是有樣學樣，不讓爺爺專美於前了^_^

武媚雖不甘心，但當時的她也只能任人擺佈，懷著一個渺茫的希望在感業寺住下，名為帶髮修行，實為大唐天子之別宅婦，身分既屬尷尬，前途也曖昧不清，唯一能指望的，便是一個男子脆弱易斷的愛情了。然而新君嗣位，要處理要學習的事情太多太多，李治自己也表現得頗為熱心，太宗晚年三日一視朝，李治卻是日日上朝，稱“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擁滯眾務”，每日引刺史十人入內，“問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可以想見新君初即位躊躇滿志的意態，做事也算有板有眼，並非如舊史所言那般無能，對政事毫無興趣，一心只想塞給別人處理。對於新角色的新鮮感和責任感，沖淡了與情人分離的相思，復召武氏入宮之事一拖再拖，反正他是皇帝，身邊從來不會缺女人，這段時間裡又納了徐婕妤等美人，閒時到感業寺感受一下別樣風情，日子過得倒是滋潤得很。

但對於武媚來說，情況就不是那麼回事了。紅顏易老春易逝，她已經二十七、八歲了，按照古人的看法，已經算是大齡了。沒有任何名分，沒有任何保障，不尷不尬不僧不俗地住在尼寺裡，而對方是擁有三千後宮佳麗的皇帝，傳入她耳中的是他昨日納了誰，今日又納了誰的訊息，都是比她更年輕也許更美貌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