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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這樣一位古代賢君聖主（雖然顧頡剛先生的考證，說禹只不過是一條“毛毛蟲”），果然善於剋制己的嗜好而愛聽群眾的有益輿論。近來年紀大了，對事物總愛動動腦筋，這才知道小時候相信這句話是上了儒家的當。你看，禹的生存年代，約公元前2100，即距今四千年前，距新石器時期的氏族社會還很近，那時的酒，只是爛野果或穀類植物泡在水裡發酵造成，頂多像今天的甜酒，含酒精量不多，決比不上大麴、茅臺、五糧液……根本說不上“旨”。喝點果酒，醉不了人，他老人家就不高興了。《說文》：“古者僅狄作酒醪，禹當之而美，遂疏僅狄。”說明禹這個人偽善。“禹聞善言則拜。”（《孟子》），“拜”，用今天的話，等於說，“你提的意見已看過，十分寶貴”，誇獎過“寶貴意見”，“拜”了，只是並不實行，這正是官僚主義的典型。何況僅狄作的既然是“美酒”，這就可以出口賺外匯，國家酒稅收入也可大大增加。從經濟價值來衡量，僅狄先生實在是一位科技生產的開拓性人物，如果禹不“疏”他，那麼不要說威士忌、白蘭地、XO……之類用外匯買的奢侈飲料可以不必由外國進口，最低限度“可口可樂”那種不醉人的甜飲料！也可以不需引進設廠了。一方面賺外匯，一方面節省國家外匯支出，“旨酒”肯定不是什麼可“惡”的！想通之後，鄙人對於禹，就不那麼崇拜了。

二、阮藉借酒遁

讀過魯迅先生的《魏晉讀賢與藥及酒》一文的人，約略知道“讀賢”的餞酒服藥，帶有點“避世”之意，但也不盡然。當時兩個大酒鬼——嵇康和阮藉、嵇康同曹操的後代有裙帶關係，官拜中散大夫，後來司馬氏取代了曹氏家族，嵇康失去了靠山，只好回家當鐵匠，當個出身好的工人階級，以為這就沒事了。但是依舊逃不過權奸鍾會的手掌，嵇康“夏月常鍛大柳下，這會過之，康鍛如故，康曰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晉書》）雙方針鋒相對地口舌一場，鍾會便藉故殺了嵇康，嵇康臨死只遺憾他所彈的《廣陵散》沒有傳給後代。

阮藉這傢伙比嵇康“鬼”得多，嵇康喝酒只是喝酒，沒有借酒來搞什麼名堂，阮藉卻不然，“司馬昭（晉文帝）初欲為子炎求婚於籍，藉沉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欲置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小說上有“借水遁”、“借土遁”之法，他老兄卻發明了借“酒”遁，不想把女兒嫁給高幹子弟（後來還當上了地位相當於中央主席的“晉武帝”），就借酒裝醉。對付野心勃勃的對立面，也借“酣醉”的辦法得免於“罪”。司馬昭用他做“大將軍”、“從事中郎”，他為了不想太靠近權貴以免猴年卯月“咔嚓”一聲丟去了腦袋不太好玩，就藉口警衛部隊步兵炊事班會釀酒，還存下了三百斟酒，就要求當步兵校尉這個“官顯職聞，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必給”（《通內》）的散官，樂得個逍遙自在。阮藉終於不像嵇康那樣傻，白白地給奸雄鍾會“咔嚓一刀”

宋？葉夢得的《石林詩話》中說道：“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其意未必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疏遠世故。陳平、曹參以來，俱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項末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者耶？曹參雖於此異，然方欲解秦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這種“其意未必真在於酒”的權術，恐怕不會是酒徒所認同的。不過我們北面的鄰居，據說不久前也有很多酗酒的居民，他們也常常“以酒杜人”。可惜他們吃醉了經常回家打老婆，家庭矛盾超過政治矛盾。

三、鍾會偷酒飲

鍾會這廝，從小就暴露出他那肆無忌憚的性格：有一天，趁他爹午睡，他和哥哥鍾毓就一起去偷酒喝，老爹鍾繇其實沒睡著，就偷看他兩人的舉動，鍾毓端了酒，作個揖才飲下去，鍾會搯起了酒瓢就喝，沒有作揖，鍾繇起來問鍾毓，為哈作個揖才喝酒，種毓說：“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到鍾會，他乾脆說：“偷本非禮，所以不拜。”（《魏略》）是啊，那些濫用公款飽入私囊的，還恭恭敬敬地向國庫作個揖，還未見過這種頭等“傻冒”！

鍾會後來終於反了司馬昭，最後被亂軍殺了。

四、劉伶醉後裸體

和嵇、阮同屬“竹林七賢”的另一個大酒鬼劉伶，也是酒界中知名度很高的前輩。那時候的人，可是不太講精神文明，劉伶喝醉了，就“脫衣裸形屋中”。雖然那時《花花公子》之類的刊物當未出版，他也算得當今“天體運動”和“脫星”的老祖宗了。有人責怪這醉鬼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