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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姐姐，如同我思念我的母親。

又有一回，舅舅在家裡宴請他的老友，打電話叫我去陪長輩們喝酒。他說：“舅舅現在不大能喝酒了。阿戰夫婦也對付不了那麼多客人。你就來幫幫舅舅喝幾杯罷。”我義不容辭地赴宴。那晚上的客人多為報界和藝文界的長輩們，其中一位有先見之明，居然帶了代飲的青年出席。一桌主客十二人，佳餚談興均屬上乘；奈何酒過三巡後，有些老先生說話已次第脫序，舉箸維艱了。表弟夫婦與我三個做小輩的，一一敬酒，自不敢怠慢，也漸漸有些不勝酒意的感覺。最後散席時，我看到好幾位客人都是顛顛危危踉踉蹌蹌的步伐，卻人人異口同聲地說著：“今晚喝的真痛快！”那晚上喝的是大瓶的白蘭地，在三瓶至四瓶之間。那晚上，舅舅也喝了兩三杯，顯得神情愉快之極。

舅舅說：“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我的舅舅晚年得痛風之疾，宜當忌酒，且需多喝白開水。但他常常在几上放一杯水，於座位之下置一瓶酒。九分水中，摻一分酒。見到我便苦笑道：“醫生囑咐每天喝七杯水。這白開水，沒滋沒味的，怎麼咽得下去？只好想辦法對一點味了。”說著，用小杯子倒些酒給我：“你喝純的，舅舅就算是陪你喝雞尾酒罷。”又說：“‘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這是李白的詩句罷？哈哈，你是讀文學的，會懂。”舅舅的話和苦笑，我約略懂得。記憶之中，那是我感覺最接近舅舅的一次。他縱橫談論了一些國事與家事。臨走時，又步履蹣跚地走入書房，取出一枚外祖父《延平王祠古梅歌》的遺墨鉛板贈送與我：“舅舅老了。這塊鋁版，珍藏了多年，現在送你留著。”如今，那枚鉛板珍藏在我的書房裡。每次摩挲那灰暗凹凸的版面，我就會想起那一個寒冬午後的景象，逝去的音容，甚至酒香，遂彷彿又都鮮活起來了。

在《我與老舍與酒》中，臺先生有一篇短文的開頭寫著：

“今天是中秋節，又該弄酒喝了！”

什麼酒好呢？白蘭地罷！太和平了；紅玫瑰罷，更無味了；還是老白乾罷，雖然汾酒還可口，只是太不容易得到的。白瓷的酒杯和發光的錫酒壺都不免於太小氣而且寒酸，還是用漱口大洋瓷碗罷。（見聯經版，頁五五）

所謂“文如其人”、或“文學反映時代”，其實用不著刻意尋求，此段不到一百字的文章內，自自然然就顯現出作者的氣質與那個時代的風貌了。任何人讀此段文章，都可以感覺出臺先生豪邁通侻的性格，而他確實也一向偏好喝烈酒；至於“白瓷的酒杯”、“發光的錫酒壺”，在現今的飲酒場合上已不復可見，那應該是半個世紀以上的文物了；乃用“漱口大洋慈碗”喝酒，則既反映著那個時代的文化與物質生活，同時又看得出臺先生品酒的大量與風格了。

白蘭地、威士忌牛飲，糟蹋且殺風景。

我飲酒不像臺先生那樣講究與量大，也幾乎未有過面影獨酌的經驗。至於酒興，唯視對飲之人與場合耳。最不喜歡的場合，是與一群半生不熟的人應酬，那種場合，能避則避，設若躲避不及，連說應酬話都覺其多餘，更遑論飲酒之興致了。不過，時則不得不做禮貌性的酬酢，又有時偏逢在座的人風聞我能飲若干，便說好說歹勸酒。遇到那種情況，我又不擅長忸怩計較，只好飲盡杯中物，那要比多費口舌計較或推辭簡單利落多。飲酒固非易事，自忖日常所做之事中，也多屬不容易。做學問、寫文章，乃至譯事斟酌，哪一樣是容易的呢？若其勉強過量喝酒，大不了一醉罷了。

對於酒類，我其實也沒有什麼修養可以品評。不過，以為喝什麼酒須看什麼場合：享用中國菜餚，微熱的陳年紹興酒最合宜。臺先生的文章中提到的“老白乾”或“汾酒”，以其本身芬醇濃烈，往往掩蓋佳餚美味，不免喧賓奪主。有人臨宴，以飲酒為主要目的，則又另當別論；我則寧願兩者兼顧。尤其私人宴客，女主人親自下廚展顯手藝，總應當特別專心品嚐，藉以體味箇中奧秘，若因酒而忽略佳餚，實在辜負了人家一片心意，既可借也失禮之至。品嚐西菜，無論牛排或海鮮，最好佐以紅色或白色葡萄酒。白蘭地或威士忌牛飲，委實糟蹋殺風景。在微暗的燈下或燭光搖曳之中，見琥珀色的液體在晶瑩剔透的杯中輕漾，雖然不免布魯喬亞氣息之嫌，但人生偶爾自工作之重擔解放，放縱一下享受一下，又何妨！至於吃食日本料理，則非東洋酒佐餐不可。那清酒甜甜，單獨喝起來未見得多好，但微溫之後倒入小陶壺中，無論自斟自飲或相互對斟，配著清淡精緻的料理細啜，確實有其獨特的風味與情趣。許多年前，我在京都獨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