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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能小飲若干無妨。中國人飲宴，好勸人以酒，又每每斤斤計較。爭少嫌多，或者是樂在其中。而我本拙訥，不擅言辭，與其唇槍舌劍比口才，不如仰飲乾脆。常觀察別人飲酒，覺有如兵術，講究攻防之間的技藝：乃至於不厭詐術。我飲酒只迎敵而不攻伐，又講究信用公平，不與人計較多寡；復以女性之故，久而久之，遂漸漸以訛傳訛，誇張其事，乃有了所謂“酒名”也說不定。

自省能飲與否？較諸不能飲者，自屬能飲幾杯的量；可又與真能飲者比，則是遜多矣何足稱！倒是自從淺酌之間獲得的情趣與可記憶之事良多，值得記述。而既然我個人飲酒肇端於大學時代的謝師宴，故不妨自中文系的酒事寫起。

臺靜農喜引胡適的名句：“喝酒往往不要命。”

在我讀大學的時期，根本未設有導師制度。然而，可能由於當時學生人數少，師生之間十分親近。課堂以外，我們和師長也保持種種關聯，包括個別的登門拜訪請益；以及每年必然有的不少次師生聚敘宴酌。通常都是在某位老師的壽誕之日，由學生合宴祝壽。某位老師是壽星主客，則必定也邀請其餘的老師做陪客；少則三兩桌，有時遇著整壽大規模的祝賀，也有過席開十桌的熱鬧場面。又由於我們的師長與歷史系的老師往往有深交，便亦形成文史合宴的情況。太史公寫滑稽列傳，稱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大王之前或親有嚴容，越是嚴肅的場面越不能開懷暢飲。但是，我們中文系的學生似乎沒有古人的憂慮，在尊敬的師長面前，往往都能儘量而飲，即使酒後稍稍越禮失態，我們寬容的師長也多能原諒不介意。師長們不唯不介意學生輩飲酒改變常態，他們自己也會表露出平日教室之內所不易見到的一面。系裡的老師，從系主任臺靜農先先開始，戴君仁先生、屈萬里先生和孔德成先生都是大家；鄭因百先生和許世瑛先生雖然比較含蓄，卻也都能適量斟酌，談笑助興。我們的老師皆各有專精學問，他們於酒酣耳熱之際的談吐，十分雋永詼諧，只可惜未編現代《世說新語》。而聽他們飲酒之餘，互比酒量與酒品，戲封“酒霸”、“酒聖”、乃至“酒賴”、“酒丐”等等有趣的稱呼，更令大家忍俊不禁。

袁家騮告臺先生，美國醫學界發現，適量飲酒可以長壽。

其實，非必限於宴席之間，我們私下也往往有機會與師長淺酌對飲的。我個人與臺先生在溫州街的日式書房內喝酒最多，也最難忘懷。臺先生好酒量，卻似乎頗能節制，我們未嘗見過他醉。但據他自己說，從前在北京、在青島、在重慶，他常常喝醉，也會鬧過一些笑話。談及飲酒醉否時，臺先生最喜歡引的是胡適之先生的名句：“喝酒往往不要命。”近日來讀陳子善、秦賢次二位合編的臺先生早年佚文集《我與老舍與酒》，果然，裡面有幾篇及於當年酒事，令人想見上一個時代的文人們清苦中作樂的情況。

臺先生不僅酒量好，煙抽得也不少，又甚少運動，所以體型碩壯，但一向比同年齡的人健康。這一點，許多人都以為不可思議，而他似亦相當自豪。記得，他晚年常常反覆同我提到袁家騮先生報知的好訊息：美國醫界發現，適量飲酒可致長壽。好像這訊息又增加他理直氣壯的依據。不過，後來他罹患食道癌惡疾，不得不相繼戒除煙與酒。戒菸之際，猶尚戲稱：“總算把那討厭的東西戒掉了。”至於戒酒之時，則未免於神情寂寞。我想到臺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唯好飲酒，也感到非常寂寞。陶潛《止酒詩》雲：“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也許正是患病戒酒接受治療時的臺先生的心理罷。今年寒假赴美，益堅學兄寄給我臺先生的遺墨手禮，以為編印書札遺稿之用，其中有一封他病中寄與在美國的夏卓如先生的信，後文寫著：“去年見到袁家騮先生，談美國有研究長壽之道者，以酒可以延年，不喝酒者則不能延年。以告吾老友。可悲者，弟無此福矣。”卓如先生即是當年封為“酒丐”的歷史系教授，退休後隱居美國。我想像夏先生收到這封信時，他的心境也必然是非常非常寂寞的罷。

父親不飲酒，母親小酌而量不大。

我的父親不飲酒。年少時，曾見母親小酌而量不大；待我成長稍解酒中趣味時，她已不再飲酒。所以我沒有陪侍父母斟酌的經驗，委實是很遺憾的。不過，我的舅舅倒是善飲者。平時嚴肅的舅舅，喝了幾杯好酒以後，會變得十分可親近，談興也隨酒興而濃郁起來。我的母親過世後，有一回在舅舅家中做客飲宴，舅舅忽然對我說：“文月，你最像你的母親。我現在看你，就如同看到阿姐年輕時候一樣！”舅舅沒有女兒，我知道他是最疼我的。我當然也知道他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