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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瀕死無一語”，也算做出了溫州人強項的風格。官至禮部侍郎，算是副部級了。還有高友磯，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進士，做官不畏強梁，官至刑部尚書。王瓚，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進士，殿試一甲二名，溫州人呼之“榜眼王”，官至禮部侍郎，也是不怕死的官。現時在溫州，章綸故居、高友磯的墓、王瓚的石牌坊仍保留。溫州老百姓對溫州人中的“清官”都沒有忘記。

入清以來，溫州人又落後中原一大截，為官的人既少又無大官。直至清末的孫家和黃家茁起，情況稍有改觀。

孫家是指孫衣言和孫鏘鳴兩兄弟。孫衣言（公元1814…1894年），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進士，官至湖北、江寧布政使、太僕寺卿，也不算小了，因頻抗兩廣總督沈葆禎提用庫銀而回老家，與子孫詒讓一同建有著名的“玉海”藏書樓。孫鏘鳴（公元1817…1901年），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進士，道光二十七年被任命為會試同考官，李鴻章、沈葆禎均出其門下。以三品卿銜致仕，故俞樾有一聯稱他“天下翰林皆後輩；朝中宰相兩門生”。孫衣言畢生致力於闡述永嘉遺學，孫鏘鳴更親恭力行，在溫州推廣種牛痘、提倡解放纏足婦女。他們都做出了溫州人為官的特色。至於孫詒讓，因未正式中進士做大官，這且不去說他。

黃體芳（公元1832…1890年），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進士，內閣學士、兵部左侍郎，大約算國防部副部長吧。黃紹箕（公元1854…1908年），黃體芳子，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進士，官至侍讀學士、湖北提學使。黃紹弟（公元1855…1914年），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進士，任過湖北學務總辦、署湖北鹽法武昌道。他們一家三人同朝為官，又都剛正不阿，頗有政聲，也是一段佳話。如黃體芳劾使俄大臣專擅誤國，言人所不敢言；黃紹箕鹹與維新，在康有為組織並任總理的保國會中擔任常議員（常務委員）兼宣講員（宣傳部長）。維新失敗又奔走為康梁出逃；甲午戰敗，翰林院反對割地求和的奏疏為黃紹箕、黃紹弟兄弟領銜起草等等作為，均有溫州人為官的特色。

有一點說起來也很有意思，溫州的官吏也不算少了，卻沒有一個有名的貪官。即做官的溫州人不貪，至少是不很貪，所以無貪官的名。明朝是貪汙大朝，嚴嵩和嚴世蕃父子便是有名的大貪官，彼時溫州人做官的也不少，似乎無有貪名，值得在此一說。

另類當官人

溫州人稱官吏為“當官人”，有幾位當官人比較特殊，不是上述封建王朝的正兒八經的官吏，卻很有影響。

民國時期，有一正一反的兩個大官，一位是張衝張淮南（1903…1941年），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相當於政治局委員了，並曾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權力不小。但他特立獨行，並非蔣介石的應聲蟲，曾與陳立夫一同去蘇聯談判中蘇復交。西安事變後，周旋於國共兩黨之間，曾伴周恩來一次登上莫干山，兩次登上廬山與蔣介石談判，力促國共合作的談判成功。周恩來總理在《悼張淮南先生》一文中雲：“因先生之力，兩黨得以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1937年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第六部主任秘書，同年任考察蘇聯實業團副團長，赴蘇聯接洽軍援事宜。歸國後還創辦俄文專修學校，自任校長，培養了一批俄文翻譯人才。在國民黨的高官中他是另類，很有溫州人的個性特點。

1939年，國民黨由對外抗日轉向對內反共，國共摩擦風波迭起，團結之局日陷險境。張淮南堅持正義，力挽狂瀾，為兩黨團結抗日而不懈奔走。1941年8月，因患傷寒在重慶病逝。毛澤東、董必武、鄧穎超等七人聯名題有一輓聯雲：“大計賴支援，內聯共，外聯蘇，奔走不辭勞，七載辛勤如一日；斯人獨憔悴，始病寒，繼病虐，沉痾竟莫起，數聲哭泣已千秋。”

不能只說好的，往溫州人臉上貼金，還有一個人物也要說一說，那就是梅思平（1896…1946年），北京大學政治系畢業之後曾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任職，也是個文化人。曾在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任教，與時任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的汪精衛過往甚密。抗戰期間，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專員的名義在香港活動。1938年11月，代表汪精衛集團參與今井武夫、影佐禎昭等在上海重光堂會議，設法促成汪精衛叛國投敵。12月，汪精衛即悄悄離開重慶，公開發表“豔電”，投降日本。1939年夏，梅思平與周佛海、陳公博等人同赴上海組建汪偽政權，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