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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宗親擢為狀元，並用其“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物焚之”之言。任紹興府僉判時裁決英明，吏奸不行。後任秘書省校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被太學生列為“五賢”之首。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知饒州，乾道元年移知夔州，饒民乞留不得，竟斷所過之橋，王十朋只能另覓他道離開。後此橋被命為王公橋。此後知湖州、泉州均有政績，當地老百姓建生祠以紀念。王十朋是南宋時著名的主戰派，他曾提出：“今日之計，戰固未可勝，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面對日益強大的金國和此時的南宋現狀，也只能是這個辦法了。葉適對王十朋的評價是“士類常推公第一”，似有鄉誼之偏，朱熹論其奏議“氣象宏大”應為公允的。南戲《荊釵記》的主角便是王十朋，但經考據，王十朋中狀元時已四十七歲，生有聞詩、聞禮兩子，《荊釵記》的故事純為杜撰，惟借十朋之名而已。王十朋的墓至今仍保留完整。

劉基（公元1311…1375年）劉伯溫與王十朋同樣，溫州的民間有很多關於他的傳說。他是文成南田人，因南田曾屬青田，所以有青田人之說。劉基自幼聰穎，“從師受《春秋》經，人未見其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其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悉其要”（黃伯生《文成公行狀》），可見是個奇才。他於元時元統元年（公元1333年）二十三歲時中進士，此後在元朝繼續為官，但都是從七品、七品之類的小官，從未受到重用，於四十八歲時憤而棄官，隱居家鄉，為文授徒，寫作了不少詩歌、散文名篇，後人評其詩稱雄渾，散文稱奔放，足見其才氣。他的寓言體散文集《郁離子》，內容極為豐富，涉及面很廣，充分顯示其多聞博識，成為世所公認的大學問家。同時他寫作此書的目的性非常明確，旨在闡述自己的“治世之道”，“著書之言，以俟知者”。這就是溫州的官吏的特點，不尚空言，專在務實，“以待王者之興”。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劉基被朱元璋邀請出山，達到了“以俟知者”的目的。他赴金陵即呈事務十八策，充分顯示了自己的經天緯地之才，受到朱的器重，被留中樞，參與軍機。按民間的說法他是明“開國軍師”。於是，朱元璋“席捲中原，群雄歸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王景《翊運錄序》）洪武初，先後授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弘文館學士、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封誠意伯。明初很多法令典章出於他之手。他還曾受命卜地拓建南京城，使得南京具“裡城門十三、外城門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多里路”的宏大規模、恢宏氣象，奠定了往後數百年的“金陵王氣，東南重鎮”的基礎。特別是他奏立的《軍衛法》，確立衛所制，不僅在軍事史上有極高的地位，也為明初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建立功勳。同時也為日後他的家鄉溫州抵抗倭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至今，在溫州，根據他的衛所制所建會昌保衛城、蒲壯所城，仍舊屹立，成為對劉基的極好紀念。

劉基的功勞雖大，但他已經意識到伴君如伴虎，“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決定功成身退，回溫州老家，居於山中，每日飲酒下棋，絕口不提從前的功績，也不肯接見任何地方官，目的在於避禍。一次，縣令求見不得，改穿上百姓的衣服，總算見到了劉基。劉基正在洗腳，不知是縣令，叫子侄將他領進茅屋，燒飯給他吃。縣令告訴劉基：“我是青田知縣。”劉基吃了一驚，立即自稱百姓，向縣令謝不識之過，然後避而不再見縣令。即便如此，他仍被時任丞相的胡惟庸所構陷，誣其爭奪有“王氣”的墓地，為朱元璋所疑忌而被奪祿，洪武六年入朝“引咎自責”，留京不敢歸。八年病重，才被朱元璋遣使護送回家，旋即病逝，享年六十五歲。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是劉基在其散文《賣柑者言》中所用的語言，是寫柑，也準確概括了元末社會腐朽之實質。作為著名的成語，至今它的使用頻率仍舊非常之高，這也是劉基的一大貢獻。

提到柑，想起在溫州廣泛流傳的《三隻甌柑》的民間故事，遂抄錄如下：

三隻甌柑

三隻甌柑

甌柑出產在溫州，別的地方沒有。有個永強人想謀個小差使，就帶了幾簍甌柑上京去找張閣老。閣老問他通不通文墨。那人搖頭，說自己一個字也不識。想把他打發走，那人又說盤纏花光了。

閣老覺得很為難。忽然間看見那人帶來幾簍甌柑，就告訴他一個辦法，好讓他賺點錢回家。

當天，閣老到便殿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