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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時間，奧利士製衣公司，仕登製衣公司的突然倒閉，便在溫州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他們是大公司，媒體有連篇累牘的報道。欠的是銀行的錢，雖說轟動，社會的影響不大。有的公司搞集資，社會上的許多人將自己的辛苦錢都放進去，為的是要點比銀行高的利息，結果連本金都沒了。比如2003年轟動溫州的東方集團公司非法集資案，在溫州沸沸揚揚。老闆名叫蘇方中，是溫州崛起最早的一批企業家之一，為人精明能幹，有一定的知名度。這個集團公司在溫州擁有東風傢俱廠、東風城市信用社等企業，又在深圳搞房地產，建了一幢幾十層的中南大廈。資金不夠了，便搞非法吸儲，溫州的一些退休老幹部都將自己的積蓄存到他們那邊。結果這個公司破產了，蘇方中也被提起公訴。那些老幹部奔走呼號，也是無可奈何，只能按照法律程式解決。公司破產後有多少資金回籠，債主按各自比例回收，據說只能拿到原值的二三成而已。

在這方面我也吃過一個虧，一位老朋友、老同事來找我幫忙，替他的兒子擔保一筆小額貸款，二十萬元。這朋友的兒子開一家童裝公司，還有一點知名度，在上海、溫州都有門市部，還代理法國的一個服裝品牌。我便替他擔保了，結果他兒子兩夫婦突然失蹤，留下一堆爛攤子和一屁股債，我只能幫他還了這筆貸款。苦的是他手下的員工，據說都有集資，他們這一走，員工們都傻了眼，只能搬一些下腳的童裝回去，又賣不了幾個錢。早幾年，在溫州頗有名氣的法國鱷魚代理商鄭建武也是如此突然消失，留下一攤債務，其中有不少是他的親友借給他的，這也曾是街談巷議的話題。

負債率過高的企業，一旦遇上不測的事，就很難運作，無法抗禦風險。我估計，“非典時期”又會有些企業受到影響，我們的酒店，五月份便虧了一百多萬就是例子。“人不可貌相”的另一種理解方式也在此述說一下，別以為人家開名車，穿名牌，出手大方，說不定按溫州的說法是個“空殼大老蟹”——敗軍之將。在此附上一筆，以免我的“閒說”有專事吹捧溫州老闆之嫌。

在鞋革業，“耐寶”公司曾經是龍頭企業，“耐寶”珠光女皮鞋，在1991年就獲得中國沿海地區外向型企業產品展銷會質量特等獎。但在九十年代末，“耐寶”鞋業公司卻因負債率過高而破產，知名度很高的老闆王成棟大約也因無顏見“江東父老”而去了外省市。在服裝業，“仕登”服飾公司，聘請香港知名藝人鍾鎮濤作為品牌代言人，也曾經佔有很大的市場份額。“奧利士”製衣公司，在溫州的知名度也很高，都因為擔保人或自己的負債率過高而破產。“奧利士”的老闆曹先生為旅居奧地利的溫州人，公司破產之後又回到了奧地利。

還有一些工廠主，突然之間失蹤，大門緊閉，討債的人、拿不到工資的人圍在門口，人頭攢動，議論紛紛。因為資不抵債，老闆一走了之，溫州的媒體不時有此類報道。可見老闆也不是好當的。附帶一說。

解放前的溫州老闆

有關溫州老闆的書現在是很多了，大致上是一個模式的，似乎都是怎麼樣白手起家，又如何艱苦奮鬥，最後成就了一番事業。我們辦《文學青年》雜誌時就曾出版過幾個專輯，叫《星星之光》，就是寫這個的。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至今又有多少此類的作品可想而知。不是“白手起家說”不對，溫州確實沒有現成的老闆，無論是解放前還是現在，也無論是在國外的溫州華僑。只是不願意再炒冷飯，所以不再說誰的發家史，只就我所熟悉的人和事來描述一下這個白手起家的群體。

先說解放前這個“萬惡的舊社會”。溫州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被闢為通商口岸的，現代西方式的資本經營模式應當從此時開始。但這個“甌”仍舊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溫州的發展，就連孫詒讓先生辦的實業也無法壯大，更不會出現如胡雪巖這般的大商人、大老闆了。溫州後來有點名氣的老闆都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家的，因為那時已經有了現在這種鐵殼大輪船，交通問題一解決，溫州才可以與外界互通有無。開放改革才能發展一點不假，閉關自守永無出路，何況溫州的閉關還是雙重的，既有人為的因素，又有地理條件的制約。溫州現時有名的五馬步行街那些頗有特色的建築，便是二三十年代大發展的見證。

解放前溫州的老闆是白手起家的。溫州一解放，“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審幹”等等，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目標和對像都是地主，資本家和舊政府人員，他們中的被關、被殺的人的資產是要被政府沒收的，不可能留給子女。逃過這些劫難的老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