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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為一院之長的陳賡，儘管工作千頭萬緒，他始終把抓好知識分子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多次與幾位主要助手們商量，從政策上弄出幾個條條框框來。

為了照顧好老教師們的生活，哈軍工自1952年底到1953年上半年做出一系列有關規定：

1。　凡是教授調入哈軍工，院領導一定要親自探望並設便宴接風；

2。　薪金制教師調入學院時，由學院發給相當於本人一個月薪金的搬家補助費，隨調的家屬在未安排工作前，工資照發；

3。　把最好的斜紋二道街兩棟住房分配給老教師住，要保證暖氣熱，煤氣足，每週能洗熱水澡；

4。　依照政務院頒佈的國家工作人員公費醫療條件，享受公費醫療；

5。　子女免費入院附屬小學和託兒所；

6。　住集體宿舍的教師由院派公務員搞衛生、開啟水；

7。　在院內的軍人供應站購買物品，不用排隊，理髮和洗澡優先；

8。　因公5人以內派小轎車，6人以上派旅行轎車；用班車接送老教師上下班；給教授會正、副主任每人配備一輛腳踏車；

9。　增加文娛活動，舉辦舞會、文藝演出時，給教授們留好位置；

10。對多子女的教師，每年給予適當的生活補助。

在工作安排上，陳賡力主讓教授們承擔教學組織方面的行政職務，他首先推薦張述祖出任哈軍工第一任科學###部長，又任命曹鶴蓀為教務處處長，任新民為副處長，後來又任命高步昆為第一任科研部部長，盧慶駿為副部長。

張衍曾表示異議：“教授們學問大，這一點我承認，但是他們的組織能力未必強啊。”

陳賡說：“既然叫教授們擔任教學上的行政領導，就要讓他們當部長，因為他們懂行；老幹部當副部長，做思想政治工作，幫助教授們。”他還說：“既要他們工作，就要他們有職有權，大膽地幹。”

自從陳賡精闢地論述“二老辦院”的道理以後，“兩個承認”——既要承認你的“二萬五”，也要承認人家的十年寒窗苦；“兩根柱子”——老教師和老幹部都是辦好學院的臺柱，成為哈軍工大院人所共知的“名言”，大多數老教師感念陳賡的知遇之恩，惟恐自己有負院長的厚望。但是，對於不少軍隊幹部來說，如何做好老教師的政治思想工作，仍是一頭霧水，他們看見那些“吃過洋麵包”的大知識分子，第一反應是心裡犯怵，接著就是不順眼，看不慣，在感情上格格不入。

頭半年，學院裡曾發生過幾樁讓老教師心中不快的事情。

老教師都是非軍籍的，他們是部隊中的特殊老百姓。平時，他們的著裝顏色各異：黑、白、灰、藍、褐，在四周一片黃色軍裝的反襯下，格外顯眼。這些戴著眼鏡的教書先生們，除了沒有留學蘇聯的，差不多都是從主要的西方國家留學歸來的，數起來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比利時、加拿大等國家，於是就有些調皮的青年政工幹部戲稱教授和專家們為“八國聯軍”。

這個外號傳到老教師們的耳朵中，“這是什麼意思？我們難道是庚子年間燒殺搶掠的洋鬼子嗎？”老教師們忿忿然，有人告到張衍那兒。

張衍很重視此事，他多次召開幹部會，嚴禁這種對老教師大不敬的流言飛語。

陳賡在百忙中，特別指示政治部成立直屬的第一政治處，作為專門負責老教師政治思想工作的機構，該處的主任是“三八式”老幹部、河北人氏王序卿。王序卿生於1921年，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中，他在冀中大平原反掃蕩，殺鬼子，是個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指揮員，1943年，他到了延安，進“抗大”學習，長期的軍旅生涯，使他成長為黨的優秀幹部。院黨委對王序卿委以重任，張衍又給他派了三位團級幹部當助手。

王序卿上任伊始，先在斜紋二道街宿舍為老教師開辦小食堂。這四個人為了辦好小食堂，起早爬晚，十分努力。陳院長第一次來看望老教師時，指示李懋之物色會燒南方菜的高階廚師，王序卿立即去辦，沒隔幾天，從哈爾濱市裡請來兩位大廚，他們牛刀小試，亮點手藝，燒了幾道徽揚菜，老教師們果然眉開眼笑。由於大多數人的家眷尚在南方，一日三餐，從不下廚卻又當起光棍漢的老教師們若不想餓肚皮，惟有依靠食堂。

頭些日子倒也相安無事，慢慢的食堂工作人員就有了牢騷：“教授們吃飯老不準時來，稀稀拉拉的，我們老得等著，下班沒個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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