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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鳴放中也指名道姓地批評了院部系一些領導人的工作作風問題，例如技術部副部長李煥“官氣十足，不深入實際工作”，第一政治處主任王序卿做思想工作是“壓制多，說服教育少”等。對劉居英副院長的批評意見是“有些話講得刻薄”。

5月29日下午，全院召開整風運動動員大會，張衍傳達了全軍整風會議精神和院黨委開展整風運動的計劃。張衍特別強調整風必須堅持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方針。

劉有光在劉居英率團出訪期間主持全院工作，他在大會上宣佈整風運動正式開始。他說，這次整風是有歷史意義的，只有承認人民內部矛盾是客觀存在的，才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在全院的領導作風與思想作風上是普遍而嚴重存在的，是造成學院內部矛盾緊張的根本原因。他強調在整風中要聽逆耳之言，虛心接受非黨同志和下級幹部的批評。希望非黨同志提意見不要講究方式，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精神，大鳴大放，幫助共產黨整風。

大鳴大放期間，恰好黃克誠大將來學院視察，黃老參加5月30日下午的全院教授、副教授、講師及非黨軍事教員的座談會，仔細聽了21個人的發言，休息的時候，黃老走到教授中間，與大家親切交談，鼓勵大家各抒己見，大膽鳴放。

和全國一樣，哈軍工的整風運動由此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大字報鋪天蓋地，貼滿了機關和教學樓。晚上各個樓裡燈火通明，人們在大字報前擠來擠去，各個系的領導親自動員，學員們也被攪得熱血上湧，從幹部到職工，從教員到學員，人人大鳴大放，提意見，揭矛盾，個個都在忙碌著，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黨整風，豈能落後！

整風運動開始以後，據說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趁機散佈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向黨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　毛澤東密切注視著國內形勢的發展和變化，當他聽到李維漢彙報說，有人散佈要與共產黨“輪流坐莊”，毛澤東說，他這樣搞，將來會整到自己頭上。毛澤東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

5月15日，毛澤東在聽取統戰部的彙報之後，對羅隆基所說的“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大為光火，他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作為機密的黨內通訊，發給黨的高階幹部閱讀。他在文章中說：“……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興高采烈。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這種魚不是普通的魚，大概是鯊魚吧，具有利牙，歡喜吃人。”

然而，整風運動已經讓哈軍工的知識分子們熱情高漲，腦門發燙，口無遮攔，“剎車失靈”，他們由衷地相信院黨委的真心和誠信。

這幾天，機械原理與零件教授會主任楊仲樞教授的心中漾起一股難以平息的激情。作為哈軍工“五一”觀禮團的成員，他在一個月前登上天安門的觀禮臺，親眼看到在城樓上檢閱遊行隊伍的中央領導人，心中那份激動之情難以言表。想想自己已經五十歲了，年輕時到法國和比利時留學，不幸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顛沛流離，滯留歐洲16年回不了國，先後在魯文大學和列日大學讀書和任教；還在農場種過玉米，摘過葡萄；在工廠幹過鉗工，當過工程師。再艱難，自己也不肯加入外國籍，心中無時無刻不思念著故國與家鄉。1946年好不容易搞到一張免費船票才回到祖國。長沙解放後，共產黨對自己這個窮書生很是器重，1952年就當上了湖南大學機械系代主任，1952年底來到軍工，各級領導對自己都挺好，1956年是首批授銜的教授，剛參軍就是中校軍銜。今年又去北京觀禮，這一切都要感謝黨和國家啊。

那天總部領導宴請解放軍“五一”觀禮團，總政甘泗淇副主任向楊仲樞問起哈軍工的大鳴大放情況，楊仲樞說，自己在4月份下工廠，對學院情況不瞭解。甘泗淇說，現在黨號召你們幫助整風，你回學院後可要帶頭呀。

在北京觀禮後，楊仲樞又請假回南方一趟，5月下旬才返回哈軍工。

“楊先生，你落後了！”曾住過對門鄰居的張鳳崗教授樂呵呵地說：“現在大鳴大放可是熱火朝天，什麼時候聽你放一炮？”

楊仲樞笑道，“我剛回來，還不瞭解情況，不過我路過北京，北京高校裡也是熱火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