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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一種和解政策＇注：B·A·李：《英國與中日戰爭1937～1939》，牛津大學1939年版，第102頁。＇。”外交大臣西蒙對此的解釋是，“政策——對日和解。對中國——不要只是依靠別國，盡你們自己的責任，不要尋求轉向盟軍16條。對日本——我們不想實行制裁＇注：《中國年鑑》重慶1941年。＇。”

1931年9月21日，南京政府向國聯提出起訴，要求國聯採取行動制止日本的侵略。英國操縱國聯連續透過兩個決議，對日本的侵略行為沒有作任何譴責，而是不分清紅皂白，同時向中日方面呼籲停止衝突，撤退軍隊。這種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置於同一位置的做法，再一次表明了英國對日本侵略行為的姑息態度，暴露了英國及國聯的虛弱本質，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由英國控制的李頓調查團也未就制裁日本的侵略提出具體有效的措施。

1933年1月3日，日軍佔領山海關，接著又向熱河發動進攻，促使英國決定對“滿洲國”採取不承認的方針。2月24日，國聯透過決議案，明確指出滿洲的主權屬於中國，任何國家不應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國聯成員國不得在法律上或事實上表示承認“滿洲國”。不久，日本宣佈退出國聯。

隨著《塘沽協定》的簽訂，日本的對外擴張活動對英國的遠東戰略形成了更直接、更嚴重的威脅，英日矛盾進一步尖銳。但由於德國法西斯的上臺，迫使英國把戰略重點放在歐洲，使它在遠東的力量不足以對付日本，同時英國與蘇美的矛盾妨礙了共同對日陣線的建立，結果只好推行對日妥協的政策。

1937年7月，日本撕毀九國公約，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急劇改變了遠東的國際格局，揭開了法西斯國家爭奪世界的戰幕，日本獨佔中國，稱霸亞太地區的野心，與大英帝國在遠東的既定政策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如何維護英國在華利益，對付日本的威脅，尋求美國的幫助和支援，成了英國遠東政策的核心內容。英國為了避免戰局擴大，曾一度寄希望於“調停”來儘快結束中日衝突，以減少由於戰爭擴大而給英國在華利益帶來的損害。但日本武力滅亡中國的方針已定，調停政策難以奏效，被迫尋求新的對策。

1937年11月1日，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在下院宣佈，沒有美國，英國就不可能在遠東做出任何有成效的事情。因此，英國將“同美國完全一致，走得一樣遠，既不跑在前面，也不落在後面＇注：復旦大學歷史系：《1931～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7頁。＇。”但美國此時已明確宣佈不願制裁日本，英國也就不可能採取什麼實際行動了。張伯倫政府只能繼續採取觀望態度，寄希望於日英妥協。1938年2月11日，張伯倫在內閣會議上表示，“一刻也不願有人會認為所有和日本綏靖的機會都已過去了，重要的是還要向哪些方面做出某種努力＇注：阿諾德·託因比等：《軸心國的初期勝利》，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下冊第918頁。＇。”此後，英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改善英日關係。5月，英國同日本簽訂了《戰時中國關稅抵付外債辦法協定》，完全無視中國主權，犧牲中國的權益來保護英國的貿易，體現了英國對日本侵略行動事實上的承認，使中國的關稅收入遭到極大損失。據中國海關統計，中國海關收入損失1938年達1。59萬美元，1939年達到2。77萬美元，1942年達到4。23萬美元，分別佔實應收入的62。3％、83。7％、89。1％＇注：《英日關係的疏遠1919～1952》，劍橋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頁。＇。

1938年7月22日，英日簽訂了《有田——克萊琪協定》，張伯倫政府完全承認日本侵華行動的合法化，並承諾不援助中國抗戰。這是英國犧牲中國利益、緩和英日矛盾、綏靖日本侵略的典型表現。延安《新中華報》發表社論，揭露這一協定“無異是贊助日本在中國的擄掠、屠殺、姦淫、侮辱和佔領；無異贊助日本消滅我國抗戰力量＇注：A·N·揚：《中國與外援1937～1945年》，哈佛大學出版社，1963年版附錄。＇。”英國一方面拒絕向中國提供援助，另一方面繼續向日本輸出軍需物資。張伯倫還企圖藉助德國的力量調停中日戰爭，在遠東實現英德日合作。

張伯倫的綏靖政策，使日本的侵略野心急劇膨脹起來，英國想以承認日本侵華的既成事實來換取日本承認英國的在華利益，但由於日本的目標是要獨佔中國，所以此舉無異於與虎謀皮。11月3日，日本佔領武漢和廣州之後，近衛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