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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他們不理解，後來結果證明還是明智的：我要求和反對派領袖（金大中和金泳三）會面，他們日後都成了這個國家的領導人。會面在我看來是必要的，因為在我的印象中韓國將變得民主開放，它的政治體制在將來也會發生重大變化。正是由於與反對派領袖的會面與談判，韓國各界，包括反對派，對這屆奧運會積極支援。甚至在1988年9月奧運會舉辦期間，反對黨的領袖專門為我舉行了一個招待會，這不正表明我與韓國社會各界有著良好的關係嗎？一切都好極了，毫無疑問是到目前為止我主持的最成功的一屆。在那16天裡，我始終和盧保持聯絡，甚至還在各自夫人陪同下一起去奧運村運動員餐廳吃午飯。一個讓人永遠不會忘記的具有象徵意義的時刻是一位已屆耄耋之年的田徑運動員舉著奧運聖火進入會場的一刻。這是韓國人民的真正象徵。那位繞場一週的田徑運動員是Sohn　Kee　Chung；柏林奧運會的馬拉松冠軍，在52年後，他得到了祖國給予的榮譽。1936年，韓國（南朝鮮，譯註）被日本佔領時，被迫代表日本參加比賽。在那一刻，全世界都向這位真正的運動員致敬。值得一提的還有，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廣為接受的網球運動此次重歸奧林匹克運動的大家庭，這項運動早在1924年前就已是奧運專案。我和國際網聯主席、法國人菲力蒲·夏特里埃的所有接觸取得圓滿成功，從此，世界上的網球頂尖高手們也能參加奧運會了。捷克選手麥齊爾·米洛斯拉夫在和非常年輕的斯蒂芬·格拉芙在男女單打比賽中分別獲得冠軍。在雙打比賽中，西班牙男子選手也非常耀眼，埃米里奧·桑切斯·畢卡里奧和塞爾西奧·卡薩爾獲得了亞軍。有兩位選手已企及歷史上贏得金牌最多運動員之項背。其中美國游泳運動員馬修·比昂迪已接近他的同胞馬克·斯皮特茲在慕尼黑創下的七枚金牌的紀錄，他獲得五金一銀一銅；而另一位東德女選手克里斯汀·奧托則獲得六枚金牌。在奧運田徑場上，美國女田徑運動員弗洛倫斯·格里菲斯·喬伊娜格外突出，她在100米、200米和4×100米接力賽中贏得三枚金牌。毫無疑問，她被稱為是最快的“女飛人”。我想說一下慶祝國際奧委會創立75週年紀念儀式上發生的一件有意思的事：在巴黎和索邦，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到場，當時法國國奧會主席內爾森·佩隆發表了一篇我在此之前並不知曉其內容的講話。佩隆說，1988年的奧運會最好應該由巴塞羅那舉辦，而由巴黎承辦1992年的奧運會，這樣正好慶祝法國人皮埃爾·顧拜旦宣佈創立國際奧委會100週年。慶幸的是，根據慶祝會日程我的發言在後，而我也沒有錯過這個機會。我改變了原來的講稿，明確指出巴登巴登大會早已決定第24屆奧運會將在漢城舉行。我又補充說，要麼在韓國首都舉行，要麼就取消奧運會。這番講話有力地支援了我們在和南北朝鮮對話中的立場。我記起在同德國情報部門的一次會面中，他們的負責人（我在莫斯科任大使期間就認識）告訴我說，在這段時間，朝鮮半島的局勢十分危險，但是當蘇聯和中國都宣佈將參加奧運會之後，危險就減少了；一旦蘇聯隊和中國隊都到達漢城，漢城將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奧運會期間並未發生媒體所預測的任何負面事件。什麼事也沒發生，一切都很正常。不過，當局派出了大批保安人員，對奧運會比賽的各個場館進行有效監視。在比賽的第二週開始了擁有眾多觀眾和媒體報道的田徑比賽的角逐。但是，由於主辦國田徑運動員在這些專案上沒有奪牌實力，看臺上顯得冷冷清清。大片空空的水泥看臺，一看明顯缺少觀眾。一天上午我讓盧泰愚總統也看了這一情景，我請求他鼓勵觀眾們去體育場觀看比賽。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辦到的，從那天以後只要是有田徑比賽，體育場的看臺上就座無虛席。

透過我下榻的飯店辦公室的窗戶，我目睹了一件十分震驚的事。外面正在進行西方電視臺新聞中出現的學生遊行活動，遊行者的過激行動和警察採取的措施吸引了許多觀眾。遊行是飯店旁邊的大學的學生髮起的，之後媒體報道說是一次反奧運會的遊行。上百名學生帶著一筐筐石塊，與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發生衝突。後來真的就打起來了，甚至扭打在一塊，像是兩隊步兵在械鬥。還有攝像機在兩撥人之間，任意拍攝。然而30分鐘後，也許有人下了指令，一些人朝北邊跑了，另一些人向南跑了。沒過幾分鐘，就出現了一個清潔小隊。他們旋即將所有的垃圾汙穢清理乾淨，沒有人能記起剛剛在這裡還發生過鬥毆。這是我從辦公室的視窗親眼見證的事實，我也領教了媒體是如何編造新聞的，他們誇大說有幾千名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