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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而設。國際奧委會從組委會那裡得到的資金很少，不過我們的運氣還不錯。組委會分給國際奧委會的資金是提前支付的，於是我們便有了一筆錢，而且當時美元的利息高達17％，這樣我們的經濟狀況得以緩解。由於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對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進行了抵制，這次奧運會也會得到報復。大家都在猜測，認為蘇聯要對美國進行抵制，以牙還牙。報紙上不斷地重複著“抵制”這個詞，與此同時，國際政治局勢因為里根在歐洲部署中、遠端導彈而頓時緊張起來。輿論界吵得沸沸揚揚。軍備競賽升級對誰都沒有好處，尤其與我的恢復奧運大團結的觀念相牴觸。更有甚者，一些人發表的不負責的言論給局勢火上澆油。因此，執行委員會做出決定：主席是惟一授權的發言人。看來這一措施暫時緩解了緊張氣氛，1983年7月斯巴達運動會開幕式前，就連蘇聯部長格拉莫夫在莫斯科的烏克蘭飯店接見我時也表示，抵制一詞不存在於蘇聯，他們不想將政治和體育混為一談。這番話聽起來是個好兆頭，不過我一點也不相信。奧運火炬到達紐約那天下著雨，氣氛很憂傷。早上我接到國際奧委會新聞部何塞·索特羅的電話。我即將動身前往華盛頓會見里根，一盆涼水澆到我們頭上。那位一直關注事態發展的新聞官告訴我蘇聯奧委會正好在那天早上召開會議，一切跡象都表明他們傾向於要抵制這次奧運會，對四年前西方國家的抵制予以報復。訊息得到了證實：蘇聯及其衛星國決定不參加本屆洛杉磯奧運會。當天下午我們會見了羅納德·里根總統並向他解釋了整個情況。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參加此次奧運會確實讓人感到惋惜和痛心。“您覺得這怎麼樣，主席先生，我寫一封信給契爾年科總書記，邀請他和我一起出席奧運開幕式？”他這樣問道。從里根總統的話中，我隱約看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一時間我心裡的希望點燃了。我不希望他懷疑我們的態度，於是立刻回答：“我祝賀您，總統先生，我覺得這是一個偉大的建議。如果您願意的話，我願意親自去克里姆林宮將信交給他。”此時，國務卿喬治·舒爾茨說道：“總統先生，您剛才提的建議最好再仔細研究研究，因為這取決於許多其他因素。”總之，他強烈地警告了里根總統。我們繼續談話，但是說實話我幾乎沒什麼興趣。我只是想著里根剛才高聲提出的建議。由於我們沒再談論此話題，而時間一點一點地流逝，我覺得應堅持剛才那個新建議，說不定會取得好的效果……

“總統先生，請允許我提醒您一開始我們所說的由我去轉交您給契爾年科總書記信的問題……”

於是，里根總統帶著他那好萊塢式的微笑，什麼也沒說，更確切地說是他意識到他的外交顧問認為送信的主意並不太合適。就這樣，一個可能解決抵制問題的方法失敗了。抵制的理由是保護要來洛杉磯的運動員的安全，這樣的說法是荒唐的？因為雖然運動員們最終沒有出現在運動會上，可他們（蘇聯）還是派來了數目不少的領導、官員、記者，甚至遊客。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死後，克里姆林宮選出的新領導人讓所有專家都大為驚訝：契爾年科，一位年邁的領導人，身患一種嚴重而無藥可救的疾病。至於他的能力，人們可想而知了。這樣，蘇聯所有對外事務都交給了一直是外交部長的葛羅米柯。是他一手策劃這次抵制活動。他一向對美國抱有敵意。由蘇聯領導的抵制活動肯定會自動被受其影響的其他國家追隨，這樣抵制的國家總共有17個。但我們還是爭取到三個重要的社會主義國家參加，他們是南斯拉夫、中國和羅馬尼亞。後者的參賽還得歸功於國際奧委會說服了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美國觀眾把最熱烈、最真誠的掌聲都給了這些代表團。如果我們把莫斯科發生的抵制和這次相比，會發現這次沒有那麼嚴重，因為除了17個抵制國，參賽代表團達到了140個。這是一個新的紀錄並預示著奧林匹克運動在全球的不斷壯大。奧運會期間，人們不再談論政治和抵制，全世界都關注比賽，把那些沒來參賽的國家忘在腦後。我認為洛杉磯的例子值得一提：它說明了政治家開始相信抵制沒有什麼意義，只是影響本國運動員參賽，政治家應該為運動員負責。“鐵幕”倒塌後，我們透過運動員的宣告意識到，他們才是政治衝突最大的犧牲者，為政治家的獨斷專行付出代價的是體育事業和運動員。洛杉磯奧運會對我的主席職務也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因為它表明舉辦奧運會也可以為舉辦城市和國家贏利。在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發現洛杉磯奧運會開創了以不犧牲主辦國經濟利益為起點的奧運會新模式。據此，在舉辦奧運會時應該建立兩種全然不同的預算：一是純屬同舉